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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於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讀完蔚然的《糧民——中國農村會消失嗎》，我深感愧疚。

這首先在於，這本書所記錄的真實中國農村的貧困，遠遠超出了我們從一般媒體上所接受的資訊，甚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區民眾的想象。這本書中的“故事”，用“個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會的一個斷面，有助於讀者更全面地瞭解中國社會，對中國問題增加幾分必要的焦慮感和緊迫感。這本書也記錄了當下社會中不為人知的真實，為歷史留下了有價值的“影像”。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有城鄉二元結構，也瞭解了一些農村和農民的貧困，但並不能真切地感知邊遠地區的貧困之深，不能感受這些貧困對於具體的個人的意義。這本書給了我們具體的感性認識。如果人生只能為生存掙扎，並且放低到最低層面，活著的全部目標和意義就是一口飯，一件衣，人又有什麼尊嚴可言？又有什麼“自由發展”的可能呢？而更嚴重的問題是脫貧無望。根據世界銀行的說法，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發展不足，它還包括人對外部衝擊的脆弱，包括缺少基本權利和被社會排除在外。因此，貧困不僅是物質生活的困頓，更是因缺少出路而產生的束縛感和無力感。這種赤貧下，人要麼麻木地絕望苟活，要麼尋求宗教的慰藉，要麼滋生嚴重的刑事犯罪。

是的，貧富差距很大，貧困問題很嚴重，但我們常常會將其歸咎於社會問題，將消除貧困完全看成是黨和政府的責任（當然這的確首先是政府的責任），很少有人會將其與自身聯絡起來。即使是善良人士，通常也只是選擇捐款捐物來表達愛心，我這樣的研究者也為“建言獻策”而得到滿足。但作者卻不是這樣，他走得更遠，更堅決，更加的無私。

作為一位中文系的畢業生，一位生活和工作在大都市、衣食無憂的白領，蔚然本與三農問題距離遙遠。但他不僅數年如一日，利用業餘時間思考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更是一個積極的行動者，致力於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到解決農民貧困的實踐中去。1997年，他為重慶市巴南區小觀鎮柑桔產業作了規劃，一年後就有了成效。2000年，他騎腳踏車走完了焦作五縣四區，完成了農業發展規劃報告，併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手把手幫扶，不惜辭去了在北京的工作。2006年他開始發起“萬村行”活動，立志用25年走遍全國所有行政村，每村幫扶起一至三家農戶走上健康、良好的發展之路。

而他所進行的幫扶“萬村行”，實實在在地給農民送去了技術、資訊，也給農民送去了信心和關懷。這個過程中，他付出了時間、金錢和勞累，收穫的是農民的增收。我自己作為一位專職的農村問題研究人員，為沒能像作者一樣努力而感到愧疚。

但愧疚之外，我也為作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執著而高興。我們都已經認識到，政府不是萬能的，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公民的主動參與。“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的自覺，正是蔚然在“愛心”之外另一方面的關鍵詞。而從“萬村行”那裡，我還看到了公民參與的作用。它是蔚然一個人的責任感與能力結出的果實，在中國當下的現實語境下，公民意識、公民權利和公民社會等都處於剛剛起步的不完備階段，它的發展與進步，離不開蔚然這樣的先行者。

更為可喜的是，作者的幫扶行動背後更匯聚了許多志願者、熱心人的力量。像作者這樣“專職”做無償的公益，畢竟只能是少數。而普通公民只要量力而行，集中起來就相當可觀。但可惜的是，他們對作者事業的幫助只能是非制度化非組織化的，雖然靈活，卻難免缺少可預期性。如果蔚然的幫扶基金會能順利成立，就能夠把社會上對貧困民眾的關愛有效地集中起來，將資金、農業科技知識、創業經驗等整合起來，在法律框架下，將這有益於社會的事業做大做強。而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創造機會，為發展民間公益組織創造條件，這是政府的責任。？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2010年4月8日於北京遠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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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賀雄飛（著名出版家？猶太文化研究專家

這是一本令趙本山們汗顏的書。

以趙本山為代表，每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總要播出一部反映當代農民生活狀態的小品，不僅在演出時掀起高潮，而且常常會被全國觀眾評為最受歡迎的節目，趙本山也因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小品王”，許多觀眾透過趙本山的小品看到了中國農村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