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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也願意，因為能讓我活的像個人。如果她們離開農村就不願再回去，如果回去也是要讓村民看到我在外面生活很好才可以。現在農村致貧有兩大原因，家裡考上一個大學生，大家喜出望外，但是現在聽說考上大學生就可以說是“噩耗”，因為他們供不起。有一家考上三個大學，實在供不起，但是孩子的前途又耽誤不起，沒有辦法，四處告借，最後還好有社會一些人資助他們。再一個就是大病，雖然現在有農村的合作醫療，可是農民依然醫不起大病。有一個大學生村官給反饋資訊，有一個農村的女孩子缺25萬塊錢，問我能不能幫她。我說幫不了，至少今天幫不了。像這種大病使家庭反貧的也非常非常多。像這些特殊的原因，但是不帶有普遍性。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糧民 作者座談會（14）

提問：很感謝三位老師重新帶我們回到“三農”問題，因為這個好象被人遺忘很久，因為現在很多人關注經濟發展，很少有人再關注“三農”問題。我是在校大學生，我不得不承認高校流行的文化都不是農民所關注的問題，現在高校文化方面很缺失，這不一定是高校問題，在六七十年代都關注農民問題，所以那時候農民不覺得被社會遺忘，也沒覺得自己生活有多差。是不是社會應該把文化導向稍微偏向於工農兵文化，或者重新再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種感覺？雖然那個年代可能思想很辛苦，但是那時候農民是受到關注的。

蔚然：您提的這個問題應該是在座的媒體朋友回答的，因為有一個文化的導向問題。

賀雄飛：我覺得我們的對話越來越深入，比如像農會組織，我們馬上要出一本《底層立場》的書，呼籲中國建立農會組織。但是這是非常艱難的，比如於建嶸訪問臺灣，做了一個調查，如果你有一棟房子，不經過你們家允許被拆遷了，你會怎麼辦？問100個人有99個人說不可能。於建嶸說假如可能呢？他說找法院。如果找法院不受理或者不公平判決怎麼辦？臺灣人民說不可能。假如可能呢？那找議員。議員如果不可能呢？當然可能，因為議員都是代表我們說話的。如果這個地方發生事，他會為老百姓說話，為老百姓辦事，他一辦事出名了就可能連任，可以當縣議員、州議員，乃至於國會議員，所以人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所以最終的和諧社會是政府應該最大限度的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同時讓大家變得幸福。

這個話題比較複雜，剛才這位同學講回到六七十年代，這不是你想回就能回到的。全球化時代想回也回不到過去。比如農民工住著很簡單的房子，很多人不願意回去，因為他畢竟跟世界是在同步發展的。中國現在所處的是非常怪的社會，導致像陳志武等很多國際大牌經濟學家都回答不了中國問題。我那天寫了文章，內蒙古高速公路堵車，堵了20多天。我到愛爾蘭去，人家的校長問我怎麼回事，想不通。人家國家很安靜，很漂亮，都是二層、三層的小樓，想不通怎麼會堵車堵20多天。覺得不可思議，中國這麼發達，全世界GDP第二，結果堵車堵20多天。而中國的怪異在於所有全世界不可能的奇蹟，不可能發生的案件，所有東西都發生在中國。這就提醒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應該開動自己的大腦，第一要想清楚這是什麼，第二想清楚為什麼，第三應該為這個社會想怎麼辦。只有每個人把這個事動起來這個社會才能幸福。僅僅是蔚然，很多問題根本解決不了。但是他能夠跟農民同吃同住，能夠把他們的真話、把他們的心理話說出來，這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是究竟這個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我相信蔚然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他這本書不是學術報告，他是一個感性的東西，他不可能告訴你究竟中國農村是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壞了。

劉濟生：蔚然先生的這兩本書我也讀了，如果有人覺得他說農村更壞了，那麼他是指和改革初期相比，絕對不是和30年以前相比。現在比30年以前進步了很多很多，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我告訴大家，30年以前中國在59年到61年餓死3600萬。現在老百姓餓不著了，這就是很大的進步。蔚然提出的這些問題，在改革初期沒有這麼嚴重，改革初期農民的合作醫療，過去一千塊錢現在要花三千塊錢。我們改革30年，後期因為政改滯後，所以出現這個問題。剛才有人問中國現在是否提倡工農兵文化。我們國家貴族文化是春秋時期有，到秦始皇時期把貴族殲滅了，後來出現的是地主。什麼是貴族？我在這個地方祖祖輩輩當官，祖祖輩輩收稅，不用上級來派，我對我這個地方負全責，所以能做出地方的保障。所以春秋戰國出現貴族精神。西方的貴族精神和現代化結合起來，德國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