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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了個轉，就去了頂樓的一個小雜物間。鄰居們在那裡堆滿了穀子、玉米、塑膠單、冬天穿的棉靴。在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張竹床，我天天在這張竹床上，以各種姿勢閱讀聖鬥士，從銀河大戰一直看到冥界十二宮。鄰居來了，我就躲在床下，沒人能看見我。快到中午放學時，我就到露臺上看我爸媽進家門，他們一進去，我就下樓敲門，表示自己剛放學。

這個經歷貫穿了我整個四年級，一直到考試前，我悄悄到校參加了複習，在角落裡和所有沒有看完全套的同學們分享劇情，並在一本作文書上貼滿了聖鬥士的貼上畫，它後來被五年級語文老師扔進了女廁所。那時我最喜歡一輝，後來則覺得冰河和瞬也不錯。直至今日，我仍覺得“曙光女神之寬恕”是個不錯的名字。考完試，我爸到學校接我，帶我吃了狗不理包子和玉米湯。後來考出的成績還不錯，我爸很開心，我也很開心。這真是完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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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打口碟的攤擺到了學校附近

Btr　書評人、翻譯

我的第一張打口碟，是在五角場55路終點站邊的一家小店買的。16塊錢。1993年的16塊錢對於一個學生而言不算小錢，所以那唱片——雖然有個缺口並不完美——要比後來那些從大自鳴鐘一堆堆買回家的珍貴得多。稀缺的，才會比較有愛。而那時候買的唱片，主要是補課式的，從Beatles到Bob　Dylan，從Janis　Joplin到Joy　D*ison，都是過去的經典——那時就好像突然面對一座寶藏，而餓的時候，是不會在乎碟上那個缺口的。我們都把那個缺口視為一種必需，正因為那個缺口，這些報廢的唱片才會遠渡重洋，以一種我們尚可承受的價錢出現在我們面前啊。

後來有了慈溪路，有了萬航渡路的知交，再後來有了大自鳴鐘。打口碟變得鋪天蓋地，品種也多樣化了。當然，那時候的我也變得更有錢了，每週都會抱回一堆從前買不起的唱片，再後來，連打口也慢慢消失了，就好像一個傷口癒合似的。不過，傷口癒合的時候，從前的熱情也消失了大半，買來的許多唱片要過許久才想起來聽。

不久前的某天，一位朋友來我家，偶然看見架上的那堆打口碟，說起當時他就是在知交賣碟的主人，不由得感慨萬千。如今大自鳴鐘變成了一隻空殼，就好像歲月也一併被挖成一棟空房子。而我，也有了新的稀缺愛好：黑膠碟。對，就像賈樟柯在他的電影裡說的那樣：消逝的東西，才吸引。

1994年，聖誕賀卡花光所有的零用錢

小飯　報社編輯

兜售聖誕卡片的那些小商販在1994年突然變得很受歡迎，不知道是被誰安排的，我們要在節日前互贈卡片。一張卡片一塊錢，倒也不貴，但我有50個同學啊，更要命的是，那時候我一個月的零花錢偏偏才就50塊。男同學我就不送了，我又不喜歡他們。除非是笨蛋，不然把價值一塊錢的聖誕卡片交給男生就是浪費；可是交給女生就容易了嗎？情竇初開的年輕人喜歡曖昧，可是我膽子小，完全想不到十多年後我變得這麼厚臉皮。可我還是偷偷騰出一部分賀卡給年級平行班裡那些美得要死的女同學——隔壁班的女同學會比自己班的更好看，這是常識。

那一年啊，學校門口的那些小商販見到我們就喜笑顏開，雖然各自口袋裡錢不算太多，但是我們一起去參閱他們那些小鋪的夥伴們人數很多。比如說，我的同桌小陸一連買了五張卡片，我看著他買的。他就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樣，把那五張卡片放在自己的兜裡，然後騎著腳踏車回家去了。據他自己說，他足足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去構思賀卡上他對那些女生的祝福語句。

“我對她們寫的話都不帶重複的！”第二天當他送完那些卡片，他驕傲地對我說，“除了‘我喜歡你’之外，我根據她們不同的特點都極盡可能地吹捧了她們，她們看到我的那些話一定會很高興的，我敢保證！”

1994年，因為對那個成人的世界還很陌生，我是那麼的謹小慎微，沒敢像他這樣大膽地去幹這些事，我的那些賀卡里只有“祝你平安”之類的土話。我沒辦法*裸地表達自己對漂亮女同學的喜愛，甚至於，我都不敢相信同桌那番話的真實性。

1995年，就連媽媽都在看甲A聯賽

高維安　雜誌編輯

有一天，一位父親在教育局搞體育工作的女同學拿來了一疊甲A門票，把幾乎全班的人都帶進了體育場，那天，我們見證了一場甲A歷史上的經典大戰——大雨傾盆下，上海申花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