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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控制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

1956年6月1~23日，即貝爾格萊德會晤一年之後，鐵托率領南斯拉夫黨政代表團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這是自1946年以來十年後鐵托第一次訪問莫斯科。6月20日，雙方簽訂了關於南共聯盟和蘇聯共產黨關係宣告，即《莫斯科宣言》。

由於雙方的努力，南、蘇兩國兩黨的關係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繼《莫斯科宣言》後，南斯拉夫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實現了正常化，恢復了多方面的合作。

在這期間，中國和南斯拉夫兩國關係也開始正常化。早在1949年10月5日，南斯拉夫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受到南蘇關係破裂的影響，中國直到1955年1月11日才決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南斯拉夫一貫支援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嚴正立場。中南兩國建交後，中國人民對南斯拉夫的真實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兩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

南斯拉夫與1956年的*化

在清除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期的影響和促進社會生活*化方面，南斯拉夫走在其他東歐國家的前面。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共產黨情報局事件中，南斯拉夫就抵制和抨擊了斯大林時期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因而，在南斯拉夫，破壞*和法制的現象較其他東歐國家少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尊重，工人階級在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主人翁作用。當東歐某些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盪，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時，南斯拉夫卻由於採取了非中央集權化、非官僚主義化和非斯大林化等措施，而在*化的道路上健康發展。

南斯拉夫對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20大”和同年發生的“波匈事件”的反應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強烈。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以樂觀的態度看待和評價1956年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出現的*化程序。

蘇共“20大”的召開對促進蘇南關係的正常化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鐵托等南斯拉夫領導人認為，在非斯大林化過程中舉行這樣的代表大會，對於蘇聯國內進一步改革無疑是件好事。他們確信，蘇聯的情況確實在變好，南、蘇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趨勢將繼續下去。於是，鐵托以南共聯盟和南斯拉夫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的名義向蘇共“20大”發了賀信。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多？維迪奇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賀信指出，1955年《貝爾格萊德宣言》的發表，不僅開創了南、蘇兩國之間和南斯拉夫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發展的新時期，而且，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上，在加強和平力量和各國間建立信任並取得相互諒解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鐵托在信中“真誠地祝願代表大會順利和卓有成效”茲馮科？施陶布林格：《鐵托的獨立道路》，新華出版社，1987，第179頁。。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13）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報告中，公開承認蘇聯過去對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錯誤的。他說，斯大林利用共產黨情報局和煽動南斯拉夫人民起來推翻鐵托的企圖失敗了。鐵托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援，而斯大林卻扮演了粗暴干涉兄弟國家的可恥角色。同時，蘇共“20大”的決議還承認，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只是一條，在不同的國家裡，具有不同的形式。這實際上是承認和肯定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道路。赫魯曉夫強調說，“南斯拉夫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人民和黨都堅持著馬列主義的信念”。“鐵托一直是個優秀的共產黨人和堅持原則的人”《赫魯曉夫*》，東方出版社，1988，第550頁。。

會後，蘇聯方面將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報告送給了南斯拉夫。南共聯盟中央3月份召開了專門會議，在會上宣讀了這個報告。韋？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三聯書店，1980，第12頁。出席會議的100多位黨政負責人一致贊成這個報告，認為它具有歷史意義。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還表示，僅僅批判和斥責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夠的，還必須觸及產生斯大林錯誤的制度根源。他們清楚地知道，赫魯曉夫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不可能廣泛而深刻地批判斯大林。儘管這樣，南共聯盟中央在致函蘇共中央時，表示支援蘇共“20大”的各項決議。

南斯拉夫黨政領導人的這種態度還反映在他們的講話中。卡德爾稱讚大會是“積極的和決定性的行動”。南斯拉夫聯邦議會主席皮雅傑寫道：“這種堅決和勇敢地同斯大林主義決裂，可作為蘇聯深刻的和有意義的變化的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