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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因言獲罪。明亡，他堅持民族氣節，撰寫了《甲申紀事》、《中興偉略》等著作，寄希望於南明朝廷。順治三年（1646）春，清兵南下，大義凜然殉國自殺。

馮夢龍是“情教”的創始人，一生都在參悟一個“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稱“情僧”。他視“情”為宇宙之本體，認為“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而無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會締造一個和諧社會。他認為人間萬物迴圈的第一鏈、也是最關鍵的鏈就是情，有了情，萬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創立了與儒家截然相反的婦女觀，激烈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極力張揚婦女的才智，認為“光嶽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體貼女性，一生紅顏知己甚多。他極力倡導男女之間以情結合，宣揚情與淫的統一，反對無情的“面板濫淫”。他認為“欲”是“情”的基礎，但欲決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無慾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層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禮教的前提，禮教是情的內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觀和宗教的高度來認識。

馮夢龍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說，先後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即“三言”）和《情史》、《古今譚概》、《智囊》、《智囊補》、《笑府》等名著，還修訂出版了長篇小說《新平妖傳》和《新三國志》。他一生熱中傳奇劇本的創作和改編，先後獨立創作了《雙熊記》、《萬事足》，改編修訂了《女丈夫》、《風流夢》等十二種，通稱為《墨憨齋定本傳奇》。他一生興趣極為廣泛，曾大量收集民間笑話、燈謎酒令，並極為重視民歌的收集整理，先後編輯評點並出版了《桂枝兒》《山歌》等民謠專集，對民間文學有重大貢獻。

其次說《紅樓夢》與“情僧”馮夢龍的關係。《紅樓夢》作者為什麼一定要讓“情僧”為其作品“傳抄問世”呢？這應當與馮夢龍的“情教”思想有關。《紅樓夢》“大旨言情”，書中表現的“情痴”、“情種”思想，並非《紅樓夢》作者初創，而是繼承和發揚馮夢龍的“悠悠萬事，唯情為大”的“情教”思想。《紅樓夢》中的婦女觀、愛情觀、“意淫”觀，都是來自馮夢龍的作品，在《情史》一書中，《紅樓夢》中所有關於情的提法，都能找到出處。另外，《紅樓夢》中的諸多笑話和燈謎酒令，也似乎都與馮夢龍的相關作品有關，其中那個著名的“鏡子”謎語：“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憂亦憂，像喜亦喜”，便是直接抄自馮夢龍的《桂枝兒》中的“古鏡謎”。由此可見，《紅樓夢》作者之所以用“情僧”來承擔“抄錄問世”的任務，主要目的是告訴讀者，《紅樓夢》創作中，深受“情教”思想的影響，創作的目的，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為了宣揚“情教”。

第三節 東魯孔梅溪、吳玉峰

在上節中我們證實了《紅樓夢》作品中，那個把石頭的故事“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的空空道人，就是京東盤山（大荒山）、砂嶺（無稽崖）、青溝寺（青埂峰）的智樸和尚。智樸和尚俗姓張，號拙庵，人們習稱其為“拙和尚”、“拙大師”，由於他又有道士的身份，所以人們也稱之為“拙道人”。由於“樸”、“拙”等字均有“空”的含義，所以《紅樓夢》中戲稱其為“空空道人”；加之“拙和尚”文采風流，同當朝著名文人王士、朱彝尊、宋犖、李天馥、洪昇等交往甚密、時相酬唱，連當朝皇帝康熙都御筆親題“戶外一峰”四字賜予這個空空道人，所以，稱其為“情僧”，也可謂名至實歸了。

康熙四十一年（1702），智樸和尚前往江南“掃塔”（《紅樓夢》稱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在杭州會見了闊別十年的老朋友洪昇。洪昇拿出了自己“十年辛苦”創作的《紅樓夢》（當時的書名應為《石頭記》）書稿，委託智樸和尚“問世傳奇”。當時智樸大師名動京師，經常大量刻印各類圖書，百萬字的《紅樓夢》，洪昇無論如何是刻印不起的，委託智樸“問世傳奇”，可謂得人。《紅樓夢》開篇時，“石兄”同“空空道人”的一番關於文學創作的精彩談話，應該就是兩位老朋友的談話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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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假託（9）

智樸和尚同王士之間的交往十分密切，他撰寫的《盤山志》、《青溝偈語》、《辛舌蔓草》等書和詩集，問世前都請王士為之審定並作序。這些在《盤山志》和王士的作品中多見記載。智樸和尚抄錄回來《石頭記》之後，自己首先另題了一個名字《情僧錄》，“問世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