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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凡脫俗的人生理念

人活在世上，人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煩惱和困惑。而在戰亂的年代那煩惱就不是一般的煩惱，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痛苦和磨難。所以全真教的一些人生理念就為人們解脫煩惱帶來了心理指向。

全真教認為，人的為“真性”、“陽神”桎梏，所以破斥、否定人生，斥人生為“苦海”、“火宅”，視父子、夫妻親情為“冤業”等等，是全真教的一個重要的人生理念。在王重陽及其弟子們的詩文集中，這種言論比比皆是。如王重陽的詩：“修行須借色身修，莫滯凡軀做本求。假合四般終是壞，真靈一性要開收”。稱“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再如丘處機的詞，把人形容為“一團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萬種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譚處端則把人體貶斥為“本是一團腥穢物，塗搽模樣巧成魔”。像這類詩詞，讓現代一些生活熱情很高，喜歡追星自戀的人看了心裡絕對不舒坦。但是這樣的人生理念，給艱於生活，心靈苦悶的人們則指出了一條心靈解脫的出路。

全真道認為只要做好內省功夫，便能頓見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陽神解脫。王重陽認為“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見即超無色界”這種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蓮根在淤泥而花在虛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譚處端宣稱的“一念不生，則脫生死”和邱處機稱的“一念無生即自由”，都是在闡述這樣的理論。

透過全真派祖師王重陽和他的七大弟子的身世，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王重陽和他的七大弟子大部分都是出身於望族豪富之家（丘處機是否出身於望族豪富之家尚有爭議），而且都是文化修養很高的人士，但是這樣的一個群體，卻都拋棄了財富，“乞食度日，垢面蓬頭”，以生活的苦行來追求精神上的超脫。在“金錢至上”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從中得到啟迪和思考。

丘處機和全真道的大盛於天下

丘處機（1148—1127年），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金蓮正宗記》記載其“家世棲霞，最為名族”；元代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稱其“祖業父農，世稱善門”；說法不一。

丘處機少年父母早喪，靠兄嫂拉扯成人，少時即“敏而強記，博而高才，眉宇閒曠，舉措詳雅”，雖喜讀書，但無心功名，兄嫂與之議婚，堅辭不受，遂去寧海昆嵛山（今山東牟平東南）隱居修行。後聞王重陽於寧海設全真道，即前往拜於師門。成為王重陽著名的七大弟子之一。金大定九年十月，丘處機和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等人隨師父王重陽率弟子西歸，次年一月王重陽在途經大梁時登真（今河南開封）。丘處機和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等人將王重陽遺蛻歸葬於終南劉蔣村故庵（今陝西戶縣祖庵鎮）。幾人守墓三年，然後分頭去各地傳道。丘處機沒有回山東，而是西入磻溪（今寶雞市東南）穴居苦修，日乞一食，行則一蓑，人稱“蓑衣先生”。賦詩曰：“十年苦志忘高臥，萬里甘心做遠遊；特縱孤雲來此地，煙霞洞府習真修”。

丘處機在磻溪穴居苦修，引得許多信徒前來拜訪求道。六年後，丘處機離開磻溪，率弟子仙遷至隴州龍門山修行。後人所稱的全真教龍門派之名由此而來。

全真教“始於王重陽，盛於丘處機”。可以說全真教的興盛，正是得益於丘處機獨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處機進京，請教“至道”，並特地在自己居住的萬寧宮側一道觀，御書“全真堂”供丘處機居住。在主持萬壽節（皇帝壽辰）的醮事後，即請辭回到山東老家建太虛觀並居此傳道多年。貞佑二年（1214年）應山東駙馬都問之請，以“不殺不爭”、“整心純一”的理念，招安了楊安兒、耿京起義軍的殘部，而名滿天下。金宣宗特封賜為“自然應化弘教大師”，派欽差大臣邀他赴京議事，被丘處機婉拒。南宋朝廷也慕名派使請其南下臨安也被婉辭。但是，不久後，丘處機卻欣然接受了遠在西域的成吉思汗的邀請。

現在來看歷史，我們知道，隨著元代蒙古政權的崛起，當時金朝和南宋政權已處在苟延殘喘的歷史階段。但是，處在當時三權鼎立的亂局之中的丘處機要認識到我們後人知道的這種歷史局面，則是需要相應的政治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當丘處機決定西域謁見成吉思汗時，面對弟子們的疑惑，丘處機就說道：“我循天理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