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部分(第3/4 頁)

政府對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藉口國民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向國民政府提出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調關東軍入關進行威脅。

國民政府繼續妥協退讓。

於6月10日頒佈“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對於鬼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交的“覺書”及附帶事項。

何應欽覆函承諾：“接受日方全部條件”。

其內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所有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河北省主席、平津兩市市長；取締一切排日抗日團體和活動等。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在此前後，鬼子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爾張北地區中**隊拘留日本特務一事。

指令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國民政府進行要挾。

並調動軍隊屯駐察省邊界，派飛機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奉命與土肥原賢二進行談判。

於6月27日以雙方換文形式達成所謂的《秦土協定》：

中國方面擔保日本人今後在察省自由往來無阻；取消察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自該地區撤退；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等。

如此這般，使得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華北門戶大開！

基於這樣的“豐碩成果”，小鬼子繼而採取第二步驟——策動華北五省（冀、察、綏、晉、魯）“自治”運動。

以“建立一個在日本領導下，同‘滿洲國’有密切關係的特殊區域”。

10月，鬼子內閣會議透過了廣田外相的“對華三政策”和“鼓勵華北自治案”。

10月23日，鬼子煽動香河、昌平、武清等縣漢奸地主武裝佔領香河縣城，組織臨時維持會。

11月25日，小鬼子唆使國民政府河北省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漢奸殷汝耕。

在通縣宣佈，冀東22縣“脫離中央自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而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呢？

既不樂見華北自治，又攝於鬼子的武力威脅。

繼續採取妥協退讓政策，以迎合鬼子的種種要求。

11月2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撤銷北平軍分會，其職責由軍委會直接處理。

以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授權二人商議處理華北危機辦法。

12月11日，又明令設定冀察政務委員會。

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容納小鬼子推薦的著名漢奸王克敏、王輯唐、齊燮元等為委員。

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

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的半“自治”政權。

為了堵國人之口，討好日本人。

後世漿果粉們的“千古蔣公”，介石先生。

於1935年6月10日頒佈“敦睦邦交令”嚴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論行為。

規定軍警可以對任何排日反日言論，進行最為有效的武力彈壓，保證“中日友好”。

又於今年（1936年）在對外關係報告中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

“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

“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

可以說，鬼子簡直是想要啥，就來啥嘛！

只是，風雲莫測啊！

7月間（1936年），蔣中正先生居然在“部分不識好歹的支那人”壓力下表示。

絕不與“大日本帝國”，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

而8月間，剛剛恢復接觸的“日中外交談判”。

日方“好心”連續提出，杜絕排日反日言行、華北經濟提攜、減低關稅、共同防共要求。

“支那”代表居然“出爾反爾”不顧“邦交敦睦”地提出，廢除籤日中訂不久一些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