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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的戰士們希望社會能夠關注那些身懷絕技卻掙扎在貧困邊緣的人們。崔英傑退伍後來到北京，一無學歷二無資本，作為一個退伍軍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幾個月工資的情況下，他只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只能在街頭巷尾擺攤賣烤腸。當然，我們不能單純強調崔英傑是不是退伍軍人，因為，無論是誰，只要他是一個公民，也有賣香腸的權利！

其實，李志強和崔英傑都是普通老百姓。從本質上說，他們兩個都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謀生。我們不能對李志強的殉職說三道四，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城管隊長，他為我們這個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們必須對李志強表示無限敬意。崔英傑殺人，就應當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麼才能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在此案前後，媒體也曾報道過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門執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本案雖以最極端的面目突然出現，卻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壓制性手段進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從更深層意義看，我們還可以說它反射出社會變革中公權力和私權利日益尖銳的衝突。如果這些衝突繼續存在或者無限加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每個城市的每個街頭，可能都正站著一個崔英傑。

城市小攤販和城管的衝突，是近年來我們城市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象，崔英傑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強，“無證攤販”等問題始終是一個久治不愈的頑症。但是，要把一個城市動輒幾萬、幾十萬的“無證商販”全給“管”好了、“規範”好了，絕不是靠簡單化的取締和查抄政策能解決得了的。無論多麼發達的城市，在規劃之初，就該留出足夠的空間，給小商小販以低門檻、高效率的經營場所，才能解決市容整潔與現實生存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觀念要變，不能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慣的東西都趕出城外。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志強和崔英傑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動城市管理理念的改變程序。在李志強被殺之後，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城市，對於小商販的管理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城市劃出專門的區域供小販擺攤，北京對於小商販的經營管理也緩和了許多。

當崔英傑們仍然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傑們需要一條生存的路，這是擺在城市管理者和政府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崔英傑殺人有罪，他終究要為自己的衝動不冷靜付出代價。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給崔英傑判了死緩就忘記崔英傑那揮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嗎？那是一聲生存的吶喊，一個讓人淚下的對於和諧的呼喚！

第二章：圖窮匕現；復仇血濺研究院（1）

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築工程研究院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兇殺案，該單位8年前被辭退的工程師王衍芳持刀闖入研究院，殺害了前任院長和前任書記。從一個工程師到一個辭退職工，從一個北大高材生到一個像被死狗一樣被扔出來的廢物，王衍芳從參加工作之後，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擊。除了第一次打擊是來自天命，他無法抗爭。但後來的幾次打擊，王衍芳覺得給他滅頂之災的是研究院，是陸院長和米書記。王衍芳被辭退後，妻子同他離婚，並帶走了兩個女兒。王衍芳隨之承受了妻離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擊，這時候的王衍芳已經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他惟一的想法是與那些改變他人生的人同歸於盡。

從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訴到法院以來，王衍芳殺人案的相關資料在我的案頭已經擱置了8個月，但我卻一直沒有動筆寫這個案子。從開庭到宣判，我兩次旁聽這個案件的審判過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現在王衍芳上訴案件正在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審理之中，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去描述這個被眾多媒體稱之為“逼上梁山”的殺人犯。

我曾經把製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傷9名無辜者的艾紹強與梁山上的武松作過比較，得出個人恐怖主義的結論。但是，對這個被稱作“逼上梁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卻不知道怎麼定位才算準確。我只是常常在望著王衍芳殺人案的卷宗發呆的時候，眼前浮現出兩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的畫面：

第一個畫面是“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一節中，林沖揮舞著花槍在山神廟前刺死陸虞侯，此時大雪橫飛，林教頭豹眼圓睜恰似一團火球。那個仰拍的鏡頭，讓人感到復仇後的酣暢淋漓。

第二個畫面是“宋江三敗高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