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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昌藉著這個機會，向皇帝進講了《孟子？離婁》中的一章：“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想借著孟子這種反對諸侯戰爭的和平主義思想來引導崇禎皇帝同意對滿清進行接觸談判。

可崇禎皇帝已經知道楊嗣昌的想法，但他絲毫不感興趣，很不耐煩拒絕道：“這是孟子針對列國兵爭而說的。今天對一個屬國（指清朝），雖然還不能大加討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於像漢代那樣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後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雖然崇禎皇帝基本否決了對滿清議和的動議，但這件事卻還是引起了滿城風雨。絕大多數朝臣對於楊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極大的憤慨。

根據夷夏大防的傳統原則，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國同外間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沒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過是天朝的藩屬，只能規規矩矩地向天朝納貢稱臣，如有犯上作亂，則只有剪除討平一個辦法。

而關外的滿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賞，史冊俱在，卻突然不馴造反，而且強佔遼東、數次入塞，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極大的敵愾情緒。一般人都以為，同清方談判、構和，不論有什麼理由，都是喪權辱國，甚至就是通敵叛變，是石敬瑭、秦檜一流的行徑。

在前文中已經知道，在明末敢與和滿清進行談判的，只有一個袁崇煥。而袁崇煥的兩次談判被朝廷視為大逆不道，最後一次還被當作“通敵”的重要罪狀之一，直接導致了他的身敗名裂。

有這樣的前車之鑑，又是在平庸的愛國主義熱情充斥朝野的情況下，楊嗣昌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議“款”，正說明他有著不凡的戰略眼光和對崇禎皇帝真誠的忠愛。

在這裡多說一句：直到現在，還有很多自詡為“明史專家”的人，撰文說袁崇煥通敵什麼什麼的，證據就是他與後金的談判。事實上，這些“專家”的錯誤太顯而易見了吧！當然，筆者不是想為袁崇煥洗地，筆者一直認為：袁崇煥的死是罪有應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無能。

再把話說回來。當楊嗣昌提出“款和”後，朝臣中卻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這種眼光和忠愛。而在以東林為首的反楊派看來，這正好又給他增加了一條罪狀。

東林黨人認為，楊嗣昌共有三大罪狀。一是為“逆案”翻案，同東林君子作對；二是父喪、母喪雙重的服孝身分腆顏於朝，傷害了國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敵誤國。而這第三點，幾乎是要引起全國官紳民眾公憤的。

當然，在東林黨人內心中認為：只要不是東林黨人掌權的，那都是東林黨的敵人。

於是，東林黨官員立刻對楊嗣昌發動了猛烈攻擊，以反對倡言和談為主，兼及其他。反正某某和某某某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則是東林旗手，聞名天下的理學大師黃道周。

黃道周，至今人們都知道他的名聲。他的學識淵博，在理學和《易學》方面的修養猶深，而且節操高尚，為人嚴肅不苟，被人認為道德文章均堪為楷模，聲名隆赫，遍及九州。那麼他會拿出什麼搏人眼球的高深理論嗎？（未完待續。。）

第六百三十七章改組內閣

黃道周對於楊嗣昌的攻擊，卻完全是站在理學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的。他認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萬萬不可用像楊嗣昌這樣應該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為這是違天理、逆天道的。楊嗣昌不能堅決迴避辭免，就是貪圖祿位，居心陰險。

而對於議款，那更是關乎國家大節，即使有百利也絕不能行。何況他還認為，就是從眼前利益來講，議款也是行不通的。並且他在奏章中說：“不用說建虜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寧遠、錦州、遵化、薊州、宣府、大同之兵，何處可撤？”

不過這個邏輯卻相當有趣。黃道周似乎認為：由於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軍卒，那就根本不應該去追求和平。這樣高明的邏輯都能夠被推匯出來？真心獻上我的膝蓋啊！

可黃道周的地位和聲望遠非幾個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響力也就超乎尋常。在這樣一股風潮中，楊嗣昌款虜誤國幾乎已成了輿論中的定評，他在精心籌劃十面張網中取得的功績也被輕鬆地放置在一旁，沒有人願意為他評功擺好。

好在崇禎皇帝在這個問題上並不糊塗。他出於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勢好轉帶來的盲目樂觀，完全不願考慮“議款”的建議，但對於楊嗣昌的信任和珍視卻並沒有因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