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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套理論在弘光君臣中是相當統一的。就是“主戰派”領袖——史可法，他也只是在個人操守上相當高潔，但在基本政策上，卻與其他的文臣並沒有多大分歧，都是“借逆平寇”方針的贊同決策者。

甚至連左都御史劉宗周等天下文人領袖，也同樣贊同此一國策。他們甚至還認為吳三桂的降清只是權宜之計，要派人北上與吳三桂取得聯絡，以此來取得尺素勸歸的奇效。

更讓人笑掉大牙的是，竟然還有些官員認為：可以用“明室恩義”來感化吳世恭，讓吳世恭自願稱臣。這種奇思妙想也就不多加評論了。不過這一話題卻在金陵風月界炒得挺紅火，不止一位大家，願意“以身飼虎”，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來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甚至有好事者組織了一場“選秀”，為諸位大家以壯聲勢。

當然，是這些大家傻，還是炒作者傻，還是眾人皆傻，或者說都不傻，這也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反正這一話題，給當時的金陵城帶來了無限的歡樂。是該說：“商女不知亡國恨”嗎？

不過，還是有著一些中下層官員有著清醒頭腦的。他們認為：當年的南宋，因為有了岳飛、韓世忠等武官顯示出了“肌肉”，才能讓南宋與金國簽定和約。而現在的大平朝正與大順、大西、清軍和南明四面開戰，趁此良機，應該積極地進行北伐。如能收復失地，那最好，就算是不能，也能與大平朝簽定較為有利的和約，使其顧忌，不敢冒然南侵。

可是這些官員的見識雖好，但他們的官位實在是太低，根本影響不到弘光朝廷的朝政。再加上朱由崧登上帝位的原因是依靠聯絡各鎮武將，而各鎮武將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所以這些建議也就很快被忽略掉了。

而在此時，史可法等弘光朝廷重臣都是裹足不前，一味死守江南，其實他們的內心是相當怯弱。而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傑、劉良佐等人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將，而大順軍又被清軍和大平軍先後擊敗，各軍的強弱也就一眼可知了。

因此，史可法等人就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釁”大平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後，卑詞遜禮結好於大平朝，維持偏安局面。就是到了此時，弘光君臣還是抱著和談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大平朝的歡心。

而這種軟弱性，就使得大平朝輕而易舉地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而在這一地區中，許多還親前明的官紳，卻因為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而被迫歸附大平。隨著大平朝顯示出了強大的軍威，再加上一些“良政”相繼施行，最終，這些官紳也都轉變為大平朝的忠臣良民了。

也不是沒有官紳還對南明抱有希望，有些人甚至拖家帶口南遷。可是留在原地的那些官紳，盼不到“王師北定中原”，他們也終於拋棄了幻想。而弘光君臣的短視，也就失去了最後一個把南明延續下去的機會了。

其實在此時，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除了部隊的戰鬥力，其他的一些，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對大平朝、大順政權或者滿清，都佔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應該說，如果勵精圖治，弘光朝廷還是能有一番作為的。

可是南明的這些軍隊，都已經蛻化成了將領維護和擴張私利的工具。他們怯於公戰，勇於私鬥；遇敵望風而逃，視民如俎上之肉。

正因為兵不可用，所以弘光朝廷兵將雖多，卻麕集於江淮地區追歡逐樂，毫無進取之意。而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和他節制的各鎮武將為了掩蓋內心的怯弱，就只能在糧餉問題上大做文章。

當時，弘光朝廷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銀四十萬兩，由於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也可以說是一鎮歲餉六十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

這軍餉發放確實已經是夠大方了。可是為了籠絡各鎮武官，在短短四個月內，在各鎮武將的一片哭窮威脅之下，弘光朝廷竟然發放了相當於一年半的銀餉，應當說十分豐裕了。更何況在立鎮之初，弘光朝廷還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糧、商稅等收入也撥給各鎮。真是財源滾滾來啊！江南也真夠富裕的。

而總督各鎮武將的史可法，他雖然為官廉潔，也很勤勉，對於各鎮的兵額和應發、已領餉數也是相當清楚，更是對各鎮武將的蒐括地方、荼毒百姓也是心中有數。可是在他的奏疏中，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