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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們住的房子有花園，戰爭一來，花園變成了菜地，母親帶著我們種菜，養雞、養鴨，還學會自己制醬油、肥皂。她自己也沒有收入，依靠當地華僑送的東西維持生計，母親自己還要不停地變賣東西，才能維持我們的生計。但母親也從來不把情緒帶給我們，也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空閒時她還常坐到鋼琴前彈上一曲。戰前我們還有一個管家，很嚴格地管我們的起居、飲食，戰爭開始後母親“接管”我們，我們反倒覺得完全自由了。所以雖然是戰亂年代，但從我這個小孩子角度講，好像也不覺得生活過得有多苦。

母親有一句話：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壞的準備，做最好的希望。）我們姐妹3人每人都有個自己做的布袋子，裡面裝著餅乾、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隨時帶著逃難。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女性特別容易受傷害，何況像我們這樣一個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記得戰爭快結束時，有一天她帶著我們連續3天躲在一個防空洞裡，既怕被潰敗的日本人發現，也躲避著剛剛佔領菲律賓的美國兵，母親在盡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護著我們。

戰後我們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國，在海上漂了24天，一條只能乘幾百人的軍艦上裝了3000多人。剛到美國時，母親也沒有工作。當時正在籌建聯合國，母親問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請到聯合國工作，這位朋友說，你怎麼可能適應這種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親還是努力爭取進到了聯合國禮賓司，禮賓司的工作從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們遞交國書，到接待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國家元首，涉及聯合國所有官方禮儀事宜，不能出一點錯。母親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離職。我和姐姐有機會上好的學校，都是因為母親工作扶持這個家。

母親終生保持著這種樂觀向上的精神，這可能也是她長壽的原因吧！母親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齒、不想戴假牙，前段時間每隔幾個星期去修一次牙。結果最後一次去醫院檢查回來，計程車快到家時，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聽了訊息，我們都很沮喪，但母親卻安慰我們說：“我很幸運，因為計程車可能會出更糟的事故。”

與顧維鈞的幸福晚年

嚴幼韻與她的世紀人生（4）

1959年，母親與顧維鈞先生在紐約結婚，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親與顧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顧先生去世，這也是顧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於1888年的顧維鈞是上海嘉定人，16歲那年赴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1908年，唐紹儀以清廷特使名義訪美，在大使館裡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唐紹儀對代表留學生致辭的顧維鈞印象十分深刻。*成立、袁世凱執政後，唐紹儀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他立即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

當接到邀請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電報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左右為難之際，曾擔任過助理國務卿的導師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現在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他認為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就這樣，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24歲的顧維鈞便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翻譯；27歲那年，顧維鈞又被任命為駐美公使，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他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母親很早就認識顧維鈞，顧先生是父親以前的上司，那時的位置也很高。父親以前還向他寫信請教過一些問題，我們全家到美國來，也是由於顧先生的幫助。顧先生很年輕時就從事外交工作，其實“家”的概念對他來說很淡薄，沒有什麼個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親結婚以前，顧先生在海牙國際法庭工作，那時他沒有家，住在旅館裡。可能是長期沒人照顧吧，我們見到他時，他非常瘦，在家裡吃飯也像參加宴會一樣正式，有個人專門站在他身後，隨時遞上一塊餐布服侍他，起初我們都覺得怪怪的，因為我們家是非常隨意的。

顧先生本來是很嚴肅的一個人，跟我們在一起時間長了，顧先生也被我們“改造”過來。他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人，他會像孩子一樣喜歡過生日Party。每年他過生日的時候，我們都要動腦筋想，怎麼慶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後來成了我們家除了聖誕節、春節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個日子。有一年我們全家去滑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