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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即將到美國留學，媽媽把原稿交給她，希望得到名師指點後在美國出版——那時她還不知道組織對這方面有一些規定。大姨到美國後把書稿交給著名作家賽珍珠，賽珍珠對大姨說：寫得很好，請轉告你妹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愛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完整了。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此事就擱置下來。不過，媽媽確實是那個年代一類中國青年的代表。

重慶歲月

1940年，媽媽離開太行山，調到*重慶南方局，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同時也擔任周恩來與外國記者、外國使節打交道的聯絡員和新聞釋出員。對外活動中，她是以《新華日報》記者的名義出現的，這是國民黨政府承認的合法身份。

那段時間，來自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以及《時代》、《泰晤士報》等著名傳媒機構的上百名外國記者駐在重慶，媽媽帶著延安最新廣播稿的副本，和這些外國記者交朋友，宣傳共產黨的理論，很多外國友人由此成為她終身的朋友。西方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就是那時與母親結識併成為朋友的，他曾在日記裡這樣評價母親：“在1943年瀰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他還形容媽媽，“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能產生一種馴服功能”。當時國民黨行政院的發言人叫張平群，他的親戚後來在新中國的外交部工作，她說張平群和夫人對龔澎印象很深，雖然在政治上是對手，但他們很欽佩媽媽的人品和才華。

上世紀80年代，一批在“二戰”期間曾到中國採訪過的老記者相聚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開了一個名為“Who　Lost　China”的研討會。“Kong　Peng”（母親的英文發音）是會上經常被提及的一個名字。1985年，這批美國老記者重返中國，“龔澎”再一次被他們屢屢提及，有一位老人還特別想見我，跟我講講媽媽的故事，可見媽媽當年在重慶的影響力。那時在重慶媒體圈裡曾流傳一種說法：“龔澎有外國記者替她保鏢。”雖然這種說法並不屬實，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媽媽的工作成績。毫不誇張地說，很多人因為龔澎而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有一位老人告訴我：“我沒參加過共產黨，對政治也不太瞭解，但我眼裡的共產黨人就是你媽媽這樣的人，真誠而有魅力。”還有一些同學和媽媽走的路不一樣，但她們之間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只要讓我去做，我就去，就因為是龔澎。”

我的母親龔澎（4）

毫不諱言，那時有很多人暗戀媽媽，包括一位特別出色的美國記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這些軼聞。但媽媽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給人尷尬，也從不津津樂道於這些事情。很多人都寫文章誇母親長得漂亮，其實她有一種特別的氣質，她漂亮，但從不刻意修飾自己。媽媽生前特別不喜歡別人誇獎她漂亮，她更希望靠能力和才華獲得讚賞。所以我在寫書時，哥哥提醒我說：對媽媽外貌的讚美，只要有一處就足夠了。我想媽媽也會同意這一點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媽媽會定期接到一封來自太行山的信，那些寫在粉色信紙上的話，是媽媽最甜蜜的期盼和快樂。

1938年冬的某一天，朱老總興奮地告訴大家：一位在德國留學8年的留學生將要來司令部工作——這位來自北京的學生叫劉文華，1938年1月，他跟隨楊虎城將軍一起回國，拒絕了5所著名大學的聘書，追隨心中理想來到太行山，不久就調到前方司令部秘書處，擔任朱德、彭德懷的秘書。坦率地說，那時候革命區的女青年很少，像媽媽這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比較容易接近那些位置高的人，但媽媽堅持找與自己經歷相似、有共同語言的人做伴侶，雖然比較而言，她這樣的路可能走得更辛苦些。很自然地，媽媽與高大沉穩的劉文華走到了一起。1940年8月，兩人結婚，當天，他們鄭重而浪漫地在村裡一棵楊樹上刻上兩人姓名和結婚日期。

新婚不久，媽媽便被調到重慶，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只有短短的29天。她和劉文華商定每週通一封信，“抗戰勝利那天，就是我們團聚之日”。沒想到，這一次竟就是最後的訣別。

1942年，一連幾個月媽媽都沒有收到來自太行山的信，特別是知道左權犧牲後，她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著。她鼓起勇氣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本來希望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但是周恩來凝重而沉默不語，她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來1942年5月，劉文華在從總部返回情報站的路途中，因長期勞累導致的急腹症發作，此時正好趕上日本兵在周圍掃蕩，無法被及時送去救治而在疼痛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