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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插得不對勁。

她說：你說我怎麼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搖頭又踱步又嘆氣。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條米色休閒褲，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裡面同樣顏色和質地的吊帶背心。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掛著所謂的抽象首飾。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複製她的這身裝束。我也會像她一樣隨便、灑脫、自信，讓所有看著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麼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階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汙染到她。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那種英語都說不正確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我必須把我父親託給能完全信賴的人。

我也會像這樣一邊交代著事項，一邊看一眼“卡迪亞”手錶，然後開啟“芬迪”桶形包，從裡面拿出“香奈爾”化妝盒，以及一管“香奈爾”口紅。我也會有幾十種顏色的口紅，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飯、吃晚餐、參加雞尾酒會、出席黑領結晚會，看芭蕾聽歌劇或交響樂或室內樂，進入搖滾吧、爵士吧，去海濱浴場，去逛商店，去參加葬禮、婚禮，去孩子們的生日晚會，總之每個口紅顏色都絕對符合場合，都和背景協調相宜。

她跟護士說：我當然情願自己留下來陪我父親。不過我明天晚上的宴會無法取消，因為是州長競選的募捐宴會，我又是這位州長候選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劉先生先一步佔領我母親，那麼現在這個有雙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個州長的密友該有這樣一雙眼睛，濃妝之後將對人對事更加視而不見。任何人都別想讓她從那份自我專注中分心，她那絕無針對性，絕不個人化的微笑擦著情感的邊沿錯過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熱絡，製造著抽象的情境。這情境中的她是大潑墨、大寫意的，因而高雅美麗，可望不可即。我會以她那隻戴抽象手鐲的手捏著細極長極的香檳酒杯，跟晚會上所有女人一樣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動或靜，讓又細又尖的高跟鞋舉著身體，猶如高腳杯托起一盞盞香檳酒。我也會像這類場合最得體的美麗女子一樣，把跟人的交往維持到最淺，把談話內容維持到最淡，絕不拿任何一個真實的笑臉當真。我這樣款款走過一個米莉那樣的老貴婦：你好嗎？她回答：還好，只是我的母親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個寒噤。我母親和劉先生一個失之交臂，我便錯過了做這個簡妮弗或加西卡。

我發現她現在在跟我說話了。她談的問題非常深奧，因為是有關美國的混賬遺產法。她說她父親沒聽她勸告，沒如何如何，結果導致了怎樣怎樣的後果。我只懂得後果是她可能會少個幾百萬。如果我父親不及時攻下我母親，劉先生就會在我母親體內造出這麼個簡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談著父親的身後財產。用一串串鳥獸語言的法律詞彙。我也會像她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靜超然地談錢。這樣談，錢便不再是個好東西，而只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這樣的客觀。可以使人在錢面前不再兩面三刀：心裡愛它愛得作痛，嘴裡卻要講它壞話；私下裡同它親得不能再親，人前卻要扭怩，卻要反感，卻要說：“不就是錢麼？！”

簡妮弗（加西卡）不必這樣。她不必作態，佯裝，她就這樣坦蕩、大方地談著由父親死亡而給她造成的一次財富增長。原來對錢做許多姿態的人，對錢厭惡、不屑的人都是沒有錢的。對錢滿不在乎的人，錢之於他們恰恰是性命攸關。

這個對錢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點就是我。

我對簡妮弗（加西卡）說：我可以留下來守候劉先生。

她說：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時十五元。

我說：好的。

她從皮包裡取出一個小本，寫下她的電話卡密碼，交給我，讓我每小時給她打個電話。她突然想起什麼，目光平直地看著我。

她說：你很需要錢，是嗎？

是的。

聽我爸爸說，你的男朋友是個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