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到徐劉二人之後的門派與後人，可謂迴音渺遠，影響頗廣。

徐悲鴻在首次《申報》啟事說：“鄙人在歐八年，雖無榮譽，卻未嘗試持一與美術學校校長照片視為無上榮寵。此類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紀念，不作他用。”是指劉海粟回國後，常常拿著他在遊學歐洲時與巴黎美術學院院長阿爾貝？貝納爾的合影照片，到處炫耀這件事情，在徐悲鴻看來，劉海粟喜好炫耀，好吹牛皮，並無真才實學。在第二次刊登在《申報》啟事中，徐悲鴻更是直下戰書：“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汝！”

劉海粟在反擊徐悲鴻時指出：“徐某嘗為文斥近世藝壇宗師塞尚、馬蒂斯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為識者所鄙。今影射鄙人為‘流氓’，殊不足奇。今後鄙人又多一‘藝術流氓’之頭銜矣。”這是指三年前徐悲鴻與徐志摩關於第一次美展之時關於“惑”的爭論，在致徐志摩的公開信中，徐悲鴻曾經稱塞尚、馬蒂斯的作品“無恥”一事。劉海粟認為，徐悲鴻對他的成見，始於兩人的藝術見解不同。劉海粟在《申報》啟事中，也批評了徐悲鴻的寫實主義，認為徐悲鴻陷入了“官學派”的窠臼，劉海粟毫不客氣地寫道：“惟彼日以‘藝術紳士’自期，故其藝淪為‘官學派’而不能自拔。法國畫院之尊嚴，稍具常識者皆知之，奉贈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

兩人唇槍舌劍，各不相讓。此時，劉海粟歐遊回國，“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隆重開幕，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等均寫序祝賀，市長吳鐵城稱劉海粟為“當代畫宗、吾國新藝術之領袖”，如此高的評價不禁讓劉海粟飄飄然。而徐悲鴻也正聲名日隆，當時擔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完成了著名的油畫創作《我後》、《田橫五百士》，國畫《九方皋》等諸多寓意深遠、氣勢宏大的創作，在當時國內畫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時的徐悲鴻與劉海粟在名聲與影響力方面都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在論戰中，徐悲鴻可以說略佔上風。他在給北京新聞界朋友的信中說：“弟之否認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當時不易定也。彼誠未請弟為該院之師，但鄙畫為該校範本。該院當時當局謂某人在此，馬馬呼呼；而劉某求曾某吹（曾書尚在弟篋），彼時便欲列弟為其徒，豈非無恥？”意思很明白，若是說自己曾經在上海美專待過，馬馬虎虎似乎也能說過去，但是若是劉海粟吹噓他是自己的老師，那就太無恥了。這也是在論戰之時讓徐悲鴻最為惱火的地方。

雖然看似劉海粟在與徐悲鴻的論戰中略輸一籌，但這並不影響劉海粟的心情。歐遊畫展在上海結束後，劉海粟一路北行，相繼在無錫、南京展出，一路獲得讚譽無數。繼第一次歐遊畫展結束後，劉海粟即開始籌備第二次赴歐洲的柏林畫展。幾乎是在同時，徐悲鴻也在準備赴歐舉辦畫展一事。

《申報》論戰甫一結束，徐悲鴻與劉海粟似乎就在各自的藝術領域中展開了較量。

暗戰於中國近代美展（1）

柏林中國現代美術展早在論戰爆發前的幾個月就開始籌備了。1932年6月，柏林中國繪畫展覽會開始籌備，籌委會決定選舉蔡元培、葉恭綽為正副主席，徐悲鴻、劉海粟、陳樹人、高奇峰等12人被聘為柏林中國繪畫展覽會籌備委員。蔡元培是教育界泰斗，不用贅言介紹，葉恭綽先生是近代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美術活動家和組織者，在民國時期，頗具聲望。

柏林中國美術展覽會起始於劉海粟在柏林考察之際，他與德國方面簽署的赴柏林舉辦中國現代美術展的協議。

1932年8月，柏林中國美術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上海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成立了籌備處。徐悲鴻、陳樹人、劉海粟等6人為常務委員。

柏林中國美術展覽籌委會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鴻並未出席此次大會。赴柏林畫展的籌備會是在徐劉《申報》　筆戰之前召開的，但是徐悲鴻並未熱心參與。或許從這點可以看出，徐悲鴻與劉海粟這兩位同在上海揚名的著名畫家，彼此之間並沒有多少往來，更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了。

繼徐悲鴻與劉海粟論戰之後，劉海粟在籌備赴德美術展時，再一次遭遇了很多人的質疑。1932年11月，籌委會決定，任命劉海粟與嶺南派代表畫家高奇峰同赴德國，籌備畫展事宜，這一決定在報紙上公佈之後，很多畫家都覺得不公平，認為這次赴德展覽一事純屬少數人在操辦，作品未經評選，也並未提前展出，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