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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說法：

“凡一切人生宇宙應有之學皆在論辯範圍以內，依照因明方式公開對辯，對於養成正確知解與辯才皆有莫大補益。康民習俗，所以至今未能免於迷信之譏者，即由此種性相辯論場所未能普設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習俗，除提倡科學之外，莫如因有舊有學術，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對於辯論場，應有獎勵金之規定。”

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尋覓祖父當年的思路，感覺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傳佛教中的因明學和康藏地區的辯經傳統來形成民眾中的更為理性的宗教文化，減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適應建設即將帶來的變化。這種更加講究邏輯的理性宗教文化，雖然不是科學，但較之不講究邏輯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學有更多的相近之處，因而具有這種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學。這種講究邏輯和論辯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納其他新的觀念。這是一個有意思的想法。顯然，這個想法的實施，必須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為其實質是一種宗教革新。我想，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個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這種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會是否還有可行性，也許早已無此必要？亦不知當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學者，是否兼具與高僧大德們辯經的能力？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讀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親在華西大學讀書時的老師）主編的小冊子——《劉文輝史話》。書中搜集了一些流傳民間的有關祖父的故事。有一節的標題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書中描述了民間對於祖父究竟信佛教還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他信，有人認為他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為工具。　該書的作者只是敘述而無結論：“劉文輝是怎樣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實，“真信還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動行為的一個角度。用今天的某類學術術語來說，屬於偏好的社會表達中是否存在偏好偽裝問題。而這樣提出問題的行為假定，是理性選擇。如若從世界圖景和規範內化的角度來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還是假信”複雜了，其認知心理過程比理性選擇要複雜得多。

對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組成部分，由此看，無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當年對西康省公務員談尊崇佛教時，就有將治理和信仰結合起來的思想。1936年，國民政府下達一個命令：凡是到康區工作的公務人員，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殘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屬人員強調：

“這個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員，無論如何，都要切實注意這一點。我們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躪佛教，這樣才不至違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為西康人民，各個是信奉佛教的。”“我們要辦到不摧殘佛教，而且還進一步，信仰佛教，然後才能辦到公務人員與民眾感情聯為一氣。從前趙爾豐治康總算有相當成績，惟因過於摧殘佛教，與康人心理背馳，畏威而不懷德，所以結果還是沒有好大的成功。這一點，你們也應特別注意。”

祖父要求下屬至少不蹂躪、不摧殘佛教，這是硬約束。至於信仰佛教，是作為“公務人員與民眾感情聯為一氣”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體會，他本人是依據這個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過程中，他的觀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於形成為某些潛意識。信仰形成和變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潛移默化發揮著重要作用。

有一件親歷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對祖父心靈的內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發高燒，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醫院住院治療後，我每天去陪住護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邊，見他醒過來，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會兒，含笑說，我剛看見一個金光菩薩站在那裡，再仔細看，是你啊。我告訴祖父，他已經昏迷了幾天。他聽後說，這次病已無大礙，過來了，我自己曉得。

高燒後的幻覺裡出現佛教中的世界，這說明祖父的潛意識中已經留下佛教影響的痕跡。

祖父雖然認為佛教中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並對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決策總是依據其政治理念和實際的冷靜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預言，哪怕是這種神秘預言來自高僧大德。他對於藏區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對藏區的滲透有深刻的理解。據父親回憶，1949年臨近解放的時候，曾有西藏大德給祖父來電雲：共產黨有籠罩全國之勢，但終不能成功。這封來電父親在祖父那裡看到，準確時間父親已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