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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民間的自發行為，並不是政府倡導或支援的。

中國長期在亞洲稱雄，讓明帝國的執政者們有一種天然的自大心態，“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中國皇宮中的物產從來不是正常貿易的結果，要麼是地方進貢，要麼是萬國來貢。而正常的貿易是需要平等、需要談判的，這在中央集權的中國、在皇權高度專制的明帝國來說幾乎是不可理喻的。

中國地大物博，長期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是明王朝對商業貿易缺乏太大的興趣。

中國集權統治下的基礎是農業和土地，從漢武帝開始，就流行“重農抑商”因為佔有土地、控制土地就能有效地控制民眾。而商業則與此完全不同，商業需要流動，而商人也極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對皇權產生威脅，這是任何一個帝國統治者所不願看到的。明王朝如此，清朝也是一樣。鴉片戰爭前的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沿海情況和葡萄牙進駐澳門前十六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極為相似，這中間相隔了整整三百年。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皇帝由明朝嘉靖換成了清朝的嘉慶（巧得很，都是“嘉”字輩），騷擾中國沿海的國家由葡萄牙變成了英國。

嘉靖和嘉慶，雖隔了三百年，但思路卻大同小異，都是堅決主張禁海。

嘉靖時代，明王朝嚴守海禁政策，中國的“寸板寸帆不得下海”，全面禁止對外海上貿易，只有朝貢國才可以在指定的地點在指定的時間內進行貿易。

嘉慶時期也是如此，嘉慶皇帝沉浸在“天朝統馭萬國”、“天朝撫有四海”的自滿之中，重農抑商，抑制海外貿易。如規定洋人只能在廣州一個港口進行貿易活動；不許洋人把婦女帶到廣州，也不許在廣州僱用中國女僕；不準洋人將火器帶進廣州等，情形和嘉靖朝時相差不大。

令人不解的是，明王朝的海禁越是嚴厲，東南沿海的海盜活動就越頻繁，以致明王朝不得不騰出大量精力、動用軍隊對付海盜，這又是為何呢？

第五章：中國和世界的時差（18）

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明王朝當時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葡萄牙人被勒令退出中國，但又不甘心放棄能為他們帶來鉅額利潤的貿易，於是決定動用武力。雙方分別在1521年和1522年分別發生兩次海戰，海戰的結果，葡萄牙戰敗。明朝為了根絕外患，禁止一切船舶入境。葡萄牙人在不可能進行合法貿易的情況下，與中國、日本私商相勾結在浙江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時的走私貿易不僅得到了當地人的歡迎，而且得到了許多沿海封疆大吏的默許和縱容，許多官吏、士兵對走私也樂此不疲。違禁成為當時沿海官員、商人的一種心照不宣的行為，這其實也是海禁屢禁而海盜不絕的主要原因。

隨著走私貿易的逐步擴大，雙嶼，一個因地形適宜走私商人和海盜盤踞的海島被葡萄牙佔據。1548年，明軍蕩平雙嶼，將葡萄牙人趕出浙江海域。後來葡萄牙人到福建，被趕出，到廣東又被驅逐，最後伺機才在澳門定居下來。

明王朝與葡萄牙人在沿海的角逐可以看出當時走私和反走私鬥爭的激烈。而明王朝就是在這一意孤行的“反走私”旗幟下，與世界的距離越拉越大。

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其實在明朝時就拉開了。這個差距不單體現在貿易領域，在政治思想和科學領域的差距尤其巨大。

如果我們從當時的全域性來看，明王朝與世界的差距已不僅僅是在貿易領域，從政治思想到科學領域都和世界拉開了距離，至少從明朝初期以後，明王朝已開始落後於世界，但落後的後果卻由400年以後的滿清政府去承擔。直到鴉片戰爭中國人才如夢方醒，但這一覺睡得實在是太久了。

當明王朝在其中晚期越來越走向專制和*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正進入高潮。一大批藝術巨匠、思想鉅子、科學巨人正是在此時誕生。

“藝術三傑”達？芬奇（1452—1519）、米開朗基羅（1475—1564）、拉斐爾（1483—1520），思想鉅子馬基雅維利（1468—1527）、托馬斯？莫爾（1478—1535）、康帕內拉（1563—1639），戲劇文學家莎士比亞（1564—1616），科學巨人哥白尼（1473—1543）、布魯諾（1548—1600）、伽利略（1564—1642），幾乎全部誕生於明朝中晚期。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反對“君權神授”；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主張人人平等，管理者由選舉產生；而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則描寫了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沒有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