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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著對北大的讚美，“哀”字中則蘊含著對北大的批評。作為北大中人，我對這讚美和批評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華誕時，我也曾作文緬懷蔡先生。每次經過未名湖畔蔡校長的塑像，我都有意無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長的眼睛。然而從那眼神中，我越來越望到了一種悽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點便是“相容幷包，思想自由”。我以為，蔡元培的矛盾或許就產生於對這八個字的苦苦追求和這八個字的不合實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體現在教育觀上。他一再申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實用教育，提倡“軍國*義”，“實利主義”，“道德主義”教育。他既號召學生獨立研究，又強調學習要“服役社會”。當今由於實用教育的泛濫，蔡元培的“大教育觀”引起了相當多學者的重視。但是應該看到，加強實用教育，乃是中國急欲走向富強之路的必然選擇。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教育機構，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為中國培養“專家型人才”的使命。《論語》中描繪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教學境界，從大環境上說，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蔡元培從“立人”的角度出發，看到了實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無法挽回這一大勢的。上大學可以求學問，也可以升官發財，這二者並不一定總是矛盾的。且不說升官發財是否一定是壞事，只從極世俗的道理來看，社會上總要有人升官發財，而現代社會之所以“進步”，就在於越來越傾向於讓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升官發財”。況且大學裡培養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學問”。此中的關鍵在於學問與實用的結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門生，其實都是“學而優則仕”的。他所擔心的是學生“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將來“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蔡元培的這一擔心實際上一直在20世紀的中國反覆上演。中國的教育問題並非是實用人才太多，博學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淺陋。進一步說，所謂“純粹學問”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學者的善良追求。過於追求學問之“純粹”而結果卻不能實現，必然反過來促使更多的人乾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裡做著“客觀公正”的學問，結果仍不免被懷疑為“心術不正”，“學術傾向有問題”或是“甘做幫閒”，“迎合貪官汙吏”；還有一部分人則公開背叛學術，上欺善良的學校領導，下壓正直的師生員工，嫉賢妒能，武大郎開店，借百年校慶等機會大肆撈取個人私利，使北大在社會上的聲譽受到不應有的損害。不知當年蔡校長有沒有想到，現代型的大學，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大學，根本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是一個三教九流薈萃的“學問江湖”。我們指責這樣的大學“不合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對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的矛盾（2）

蔡元培教育觀的矛盾背後還有一個專制與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說：“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還曾講演說：“斷不能以國民的權利移用到學生上。”五四運動時辭去校長的宣言中講：“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這些言論在今日聽來是頗為激動人心的，話劇演到此處時，掌聲一片。許多人士皆認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點應該是“自由與反抗”。但是我們又似乎不應該忘記，蔡元培是一個失敗者，儘管英勇，仍然失敗了。他的失敗，他的不得不離開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淪為官僚化的大學”，並非是有什麼道德上的小人專與他搗亂。那些與他執行不同治校方針的後來者對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黨政領導，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歷史功績。問題在於，在一個以富強的現代化為奮鬥目標的“趕超型”國度裡，由上至下的高度組織化是大勢所趨，要求一所大學單獨保持“自由”，事實上萬無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對於“自由”的超出現實可能的追求，結果往往帶來加倍的專制和摧殘。正如魯迅所說的進步三尺，反動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時，的確短時期形成“相容幷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經成為北大人嚮往的神話。但當時被蔡校長相容的各方，卻並不肯互相相容，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所謂“相容”，實際上是靠蔡元培個人之力在維繫。也就是說，北大的短暫“自由”是由一個偉人的專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