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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長，僅過了3個月，局勢便急轉直下。這不是沈萊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實業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已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從這一年的下半年起，決定中國命運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依次展開，在國民黨所謂的大後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在這緊急關頭，蔣介石在廬山聽信了半是聰明、半是迂腐的所謂大學者翁文灝、王雲五先生的建議，決定推出金圓券，實行幣制改革，而上海首當其衝。

8月中旬，蔣介石的大兒子蔣經國帶著他的妻子蔣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來到上海，住進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號，擔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副專員的要職，督導專員由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擔任，但俞鴻鈞明確表示：自己只是個擺設，一切聽從蔣經國先生。

蔣經國一到上海，即調兵遣將，將其嫡系勘建第4大隊、第6大隊共7000人帶到上海，同時組織“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最高峰時達10萬人之眾，在上海執行經濟檢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絨線同業公會接到經濟督導辦公處的通知，要沈萊舟下午4點到外灘海關大樓參加會議。其實當時上海金融、經濟、工商各界的頭面人物幾乎都接到了這一通知。沈萊舟剛要出發，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個地方開會的通知，便臨時委託同業公會主任秘書張意平先生到外灘參加了這個大會。在會上，蔣經國一身戎裝，操著一口寧波官話頗為懇切地說：經國“經最深切之考慮，以最大之決心，實行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他隨即宣佈，從8月19日起，對全市20餘種主要商品實行限價，限價商品均按18日的售價出售，不得漲價。同時宣佈，法幣以300元比1元的比價，兌換成金圓券。私人收藏的黃金、美鈔和銀元，以1兩黃金摺合成200元、1元美鈔摺合成4元、1枚銀元摺合成3元的匯率，兌換成金圓券，如隱匿不換者以犯法論處。

8月20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上海金融界的頭面人物錢新之、陳光甫等10餘人到南京開會，並在南京勵志社接見了他們，要他們擁護政府的政策。幾乎同時，蔣經國在上海邀請杜月笙、王曉籟、劉鴻生等頭面人物，先禮後兵，口口聲聲以晚輩相稱，要他們幫忙。

從9月初起，蔣經國大開殺戒，槍斃了奸商王春哲等，並在上海大捉“米蛀蟲”、“棉蛀蟲”、“毛毛蟲”等，先後被關進去的有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榮宗敬先生的兒子榮鴻元等，沈萊舟的女婿黃國良也被當作“毛毛蟲”捉了進去。

僅2個多月時間，蔣經國在上海共搜去了黃金114萬兩，美鈔2443萬元，港幣1100萬元，白銀96萬兩，銀元369萬元等，並從12月起分三批運到臺灣，這一大筆（並加上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100多萬兩）為蔣家父子在臺灣的苦心經營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證。為臺灣的所謂經濟騰飛提供了物質基礎。

對於蔣經國實行的“限價政策”，沈萊舟一開始是堅決擁護的，他曾私下對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講：現在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日漲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藥，小蔣的限價或許會奏效……於是恆源祥總店及各分店均將庫存的絨線拿出來天天“挺賣”。興聖街各店的老闆看在眼裡，有的學他的樣“挺賣”，但大多數人都講他是“壽頭”（傻瓜），將貨藏了一部分，一天只開架供應一兩個小時。有幾個與沈萊舟私交不錯的老闆還上門來偷偷規勸沈萊舟，不能這麼傻，要留一個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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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　5（4）

限價開始10天，一片風平浪靜，蔣經國竊以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開始颳起了搶購風潮。蔣經國出動軍隊彈壓。9月13日，申報刊登蔣經國在青年聯合大會上的講話，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後臺”，但對掌控局勢還顯得很有信心。會後他故作輕鬆邀請記者同遊黃浦江，有記者問：“風聞上海正有一個有力的集團，和你鬥法，要在2個月內把你鬥垮，你對此有何看法？”蔣經國皺了皺眉頭，避而不答。

此刻，沈萊舟已經在爐火上烤了：裕民毛絨線廠生產絨線的毛條用完了。原料沒有了，那讓它停產便是了。但依照“限價”法令：“8·19”以前一天廠裡生產多少絨線，以後每天都得生產同樣數量絨線，否則以違法論處……於是沈萊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價買進毛條送到廠裡生產絨線，然後運到店裡以“8·19”所限的低價硬挺著賣給顧客，2個月時間，損失了5萬多磅絨線，而收進的40多萬金圓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