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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不可。離開他們的照片不遠，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國王、炸藥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現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員就是舞蹈演員；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員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爾或是金·凱利，否則就總是在其中一樣上要更有特長。尤其在現場實況演出時更是這樣。可是他改變了這一切。當他跳躍著穿過舞臺的時候，沒有一盞聚光燈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燈。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樣好。

我們到底贏得了阿波羅晚間業餘歌手大賽的桂冠，我覺得應該回到那些掛在牆上的照片前，謝謝我的“老師們”。爸爸高興極了，他說那晚他簡直能飛回加里去。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們當然也這樣感覺。在以前的比賽中，我和哥哥們一直都保持著第一名，這會兒我們希望也許我們已經往上跳了一個“級別”；我清楚的意識到，我們再也不會回到那些亂七八糟的比賽和脫衣舞表演當中去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們被介紹給一個叫做“小巧玲瓏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樂小組，他們改變了我們的樂隊和生活。他們的姓並不都一樣，小組成員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們唱了一些深受喜愛的熱門歌曲，如《在樂聲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等。當聽到小矮人長高的故事時，哥哥們都指著我說那就是我，這回我跟他們一起大笑起來。我們從收音機裡聽過所有這些歌曲，甚至搖滾樂電臺也曾播放過。他們對我們傑克遜兄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從他們那裡獲益匪淺。

從阿波羅回來以後，我們始終一邊練唱，一邊用一隻眼睛瞄著地圖，一隻耳朵聽著電話。爸爸媽媽曾規定，任何一個電話都不得超過五分鐘，可這次我們從阿波羅歸來，五分鐘都嫌太長了。我們必須時時保持線路暢通，以備萬一錄音公司的人想和我們聯絡。我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唯恐他們會碰上我們的電話佔線。大家特別想聽到的是一家錄音公司來電話，我們渴望給他們一個答覆。

就在我們等待的時候，有個看過我們在阿波羅表演的人已經把我們介紹給了紐約市戴維·弗羅斯特主持的電視節目。我們就要上電視了！這真是個天大的喜訊。我把它告訴了學校裡的每個人，誰要是不信，就告訴他兩遍。幾天之內我們就要開車去紐約了！我一分一秒的掐著時間。我對整個旅途作了設想，努力想象著演播室該是什麼樣子，面對攝像機鏡頭時又會是什麼樣子。

我帶著老師為我提前佈置好的家庭作業回了家。我們還得最後彩排一遍，然後還得把要唱的歌確定下來。我拿不準我們會唱些什麼歌。

可是就在那個下午，父親宣佈紐約之行取消了。我們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著父親。

大家都震驚極了，我簡直就要哭出聲來。好機會近在咫尺，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弗羅斯特先生為什麼要改變主意？我感到頭暈目眩，我想別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靜的說。我們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摩城公司來電話了。”我的脊樑上掠過一絲寒氣。

我很清楚地記得臨去“摩城”前的那幾天。我彷彿又看見自己站在蘭迪那間一年級教室的門前。那天本該輪到馬龍接他回家，但我們換了一下。

蘭迪的老師祝我在底特律走運，因為蘭迪已經告訴她我們將去摩城公司參加試聽。蘭迪是那麼興奮，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還不知道底特律是什麼呢。那時全家的話題只有一個，即摩城，而蘭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城市。老師說，他還在教室的地球儀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師還說，在他看來，我們應該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因為我們在芝加哥皇家劇院演唱這支歌時，她和一大群老師都開著車去看了。我一邊幫著蘭迪穿上外套，一邊有禮貌的說一定記著這事兒——雖然我心裡明白，我們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薩姆和戴維夫的歌兒，因為他們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競爭對手。父親告訴我們，公司對這類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讓我們知道，我們到那兒的時候不會有一大群歌迷圍著了。他看著我說，他希望他十歲的歌手能表現得像十一歲一樣。

我們離開加勒特小學的教學樓，回家的路並不長，但我們必須抓緊。我記得一輛又一輛車開過我們身邊時，我有些焦急起來。蘭迪抓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