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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11月10日，被任命為駐天津部隊最高司令官的柯利諾將軍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要在極度嚴寒的地區度過整個冬天。我的任務非常艱鉅。天津有大約八十萬居民，它的重要性以及他鄰近北京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地決定了，只要中國當局試圖採取什麼敵對的行動，天津必然要加以配合。身處從此眾多的居民之中，又是在如此龐大帝國的首都大門口承擔前沿哨兵的角色，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任務。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最艱鉅的任務已經完成，當我們返回法國之日，我們將自豪地想到，我們對國家履行了應盡的義務”。但將軍根本沒有想到的是……

11月7、8、9日

輪到英國軍隊離開北京了。羅伯特·拿皮耳的師11月7日第一個動身。米啟爾將軍的師原定第二天出發，但弗裡德里克·布魯斯的到來使他們推遲了一天。他實際上是11月7日抵達北京的，他的兄弟額爾金一直在等著他。他馬上被介紹給恭親王，並在額爾金的主持下就任英國女王陛下派駐北京公使一職。這一職位高於所有其它英國人士，包括額爾金本人。巴夏禮在儀式上擔任翻譯。葛羅以同樣的方式使布林布隆就任法國公使職務。

至此，再也沒有任何事務把額爾金和剩下的英國部隊繼續挽留在北京了。格蘭特將軍11月9日與米啟爾的師離開北京，葛羅同日離京。格蘭特認為，中國民眾捨不得聯軍離去……布魯斯和布林布隆也與他們一起動身。最終協商的結果是，兩位新任駐北京公使和使館人員都到天津過冬。這樣安排一方面是出於安全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了避免他們留在北京對中國的主戰派形成刺激。主戰派的確可能借機扳倒恭親王，從而使整個局勢發生逆轉。於是，兩位公使要等到來年春天才正式上任常駐。不過英國人留下了一位密使在北京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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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國人見證的洗劫（14）

實際上，布魯斯由於1859年9月25日下令攻打大沽炮臺，此次險些被中國當局拒之門外。葛羅三番五次地提醒額爾金說，在中國政府眼中，布魯斯的所作所為是中國最近所遭受一系列災難的直接原因之一，為了讓他的兄弟能與中國的高官們建立聯絡，也許應該儘早為他打通各種關節。

向恭親王辭行之後，葛羅率領使團人員離開了北京。親王和特使見了最後一面，最後用擁抱禮相互致意。克魯凱男爵以抒情的筆調寫道：“別了，北京！別了，中國的都城！既然你已經向我敞開了化為廢墟的奇蹟，昔日輝煌的遺存，寬闊的護城河，眾多的人口和厚重的城牆……別了，北京！”

使團的行進隊伍由八十四輛大車組成，尉為壯觀……他們從那十幾座磚窯的前面經過，穿過八里橋鎮，走過那座從此承擔著歷史重負的石橋，向9月21日的戰場投下最後一瞥，然後在通州停了下來。“他們回想起傷心的往事，在歐洲與中國的關係史上，通州的名字將永遠是滿清王朝政治的一個無法抹去的汙點，一個無法磨滅的烙印”（凱魯萊語）。全體使團人員在這裡登上二十多隻小船，船隊指揮是特里科海軍少校。

巴夏禮是最後一個離開北京的，比其他人晚了幾個小時。他後來寫道：“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北京的。進北京時我也是第一個，那是在我終生難忘的9月18日，我與羅亨利一起被捆住手腳，用馬車押送進入北京城。此刻從同一座城門走出北京，真是感慨萬千”。

經過三天的行軍，英國部隊到達天津。額爾金、布魯斯以及格蘭特則乘船沿白河順流而下，抵達天津。過後不久，河水就封凍了。

11月9日

孟託邦給朗東元帥寫了一封長信。他再次重申對放棄舟山的不滿。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惱恨額爾金，從恭親王手中奪取了香港對面的九龍半島仍不滿足，還成功地迫使法國人撤出了舟山這個支撐點。他認為舟山對法國的貿易利益至關重要。

孟託邦將軍派遣參謀部的康普農少校，把從圓明園得來的藝術品以法軍部隊的名義晉獻給拿破崙三世皇帝，同行的還有將軍的一個副官德·皮納海軍上尉，他曾在第一批衝進圓明園的圍牆時受了重傷。德·皮納海軍上尉他還受命向陸軍大臣呈上一隻寶匣，裡面裝著與中國皇帝簽訂的各項條約，以及在圓明園發現的一些可能對法國軍人和外交人員有用的官方檔案。兩個人立即登船動身。

11月14日

伊格那替葉福的辛勞終於得到了報償。雖然極不情願，恭親王還是被迫向這位俄國將軍以中俄之間長期的傳統友誼為名施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