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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於是他們覺得無權聽從。他認為，他們不能超越使命授權，只准備在基本點上讓步，甚至同意天津對西方通商開放。但是，他們拒絕賠款以及等候期間軍事佔據某些港口，拒絕英法使節由聯軍儀仗隊跟隨進入北京。

另一位看來較為尊重歷史真實的觀察家西班牙全權公使瑪斯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解釋說，英法聯軍關於桂良玩弄“狡詐”手法以爭取時間的說法是錯誤的。後來從圓明園找到的一封皇帝手書硃諭，責備怒斥桂良接受喪權辱國的賠款條件，並答應英法聯軍各派一千士兵到北京出席條約批准換文儀式。

諭旨稱，夷人索費一層，多方要挾，必遂其欲而後止，無論二百萬不能當時付與，即有此款，亦斷無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恥，若再靦顏奉幣，則中國尚有人耶！……京師重地，尚可問乎？以上兩條，若桂良等喪心病狂，擅自應許，不惟違旨畏夷，是直舉國家而奉之。朕即將該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飭綱紀，再與該夷決戰”。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桂良欽差大臣等並未試圖愚弄英法兩使節，只是受到本國皇帝的責備……。

中國一些史學家對此解釋加以肯定。如賈楨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協議條款，大為不快，反手一擊。他不允許大批藩夷軍隊進入京城，鑑於朝廷禮儀，更不讓藩夷使節直接向皇帝陛下遞交國書。

美國弗吉尼亞州大學華裔教授汪榮祖認為，指責清朝欽差大臣偽善是站不住的。中國皇帝檔案表明，咸豐皇帝對英法聯軍的意圖極為懷疑。他們為何硬要帶數百甚至數千兵馬進北京？他們若帶重兵前來，欲給我國強加更難接受的條款。皇帝曾這樣擔心，所以才責備欽派的談判代表桂良大學士表現得太軟弱。

中方談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們處境十分尷尬。他們突然變得對聯軍將領和顏悅色，並把事務領導權可憐地移交到軍方手中。吳士禮報道說，可以猜想得到軍人們的那種刻薄的笑容，甚至聽到他們不住地哈哈大笑！

如埃裡松在《副官日記》一書中調侃地寫道：“……我還記得，當有人平靜而輕信地回答我們，那個與我方談判的朝廷命官不擁有全權、未肩負任何使命之時，孟帥及參謀部不禁感到好笑。就像一個業務愛好者，一個普通的人路過，無緣無故地和我們鬧著玩，商談，以打發時間”。

而令人驚奇的是，額爾金和葛羅兩爵士竟然連基本的謹慎都沒有，未曾要求中方欽差大臣驗證一下他們確實擁有的全權，並看一眼國璽。孟託邦將軍見葛羅特使“深感不安”，儘量給他鼓勁。外交官們過於疏忽和天真。葛羅也驚愕地回答說：“本人未那樣做，實為遺憾。但在某些社交界，人與人之間過於謹慎，反而令人厭惡”。

“本來多好啊！真可惜！一切又得重頭來！”高第驚歎道。原以為戰爭已經結束，其實還沒有呢。本以為已經到了北京門口，看來可能推遲了；或者推到永遠！本以為中國人無法逃避和平，發覺他們不會失去勇氣。杜潘猜測清朝領導者的私下想法、期望內情及小盤算；他指出，他們“想借助拉開的間距，臨近的冬季以及立足資源，指望誘我軍深入，並加以圍困，欲消滅之。要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戰把我們打垮，要麼以化整為零把我們一一摧毀”。

聯軍將領們也受外交失敗的打擊。寶貴的一週時間白白浪費，無疑利於僧格林沁重整旗鼓，調兵遣將加強京城防務。另一方面，失望之後的怒火一平，聯軍一連數天什麼動作也決定不了。

然而，英法聯軍要儘快決定：向北京進軍。布隆戴爾將軍指出：“中國假全權代表詭計一揭穿，外交行動必然中止”。

第十一章　天津議和（5）

北京。狂熱之夢正在實現。英軍中欣喜若狂地高喊“萬歲！我們大家將同去北京！”葛羅男爵希望得到諒解，便以此證據撫慰孟託邦將軍的自尊心：“我幾乎想祝賀你，奪取天朝京城，在一個將領的業績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聯軍已想到要組織車隊“快樂方式”，以便所有軍官能夠觀光中華帝國神奇的首都。

額爾金勳爵儘管沮喪，自尊心深受傷害，還是第一個對事態的轉換表示欣慰。9月6日，他致函妻子說：

“我又處在交戰之中！中國愚蠢者明目張膽地弄虛作假，這正好給我一個推著軍隊直入北京的絕佳藉口”。額爾金甚至補充道，正是受“這些愚蠢者”的冒犯，才使他斷絕同他們和談。他慶幸計劃有所改變，即：向北京進軍，不再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戰爭方式。可見，真實思想的暴露，預示了事態的後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