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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重見疊出。姑舉二三例如次：

萬曆帝朱翊鈞中年之後荒惰成性，最為現代學者指斥為封建威權的代表。1599年，他因為三個皇子的婚禮，手令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大禮及採辦珠寶的費用，與以上所述公眾事宜成為私人產業的條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專家，研究貨幣金融的專家，以及為專題論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認為此二千四百萬兩白銀業經萬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漢，1957），頁135；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4），頁463；龔化龍，《明代採礦的發達和流毒》，（《明代經濟》，包遵彭編，臺北，1968），頁127。類似者尚多，也有記入西文資料中者。。其實當時戶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銀在北京收受者，不過四百萬兩左右。這二千四百萬兩數目之龐大，即有蹊蹺。如果讀者細閱《明史·沈一貫傳》，即可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禮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明史》（中華書局1974標點本），。。其故事重點在“以困之”三個字。當時戶部無此龐大之款項，萬曆亦無意動用此龐大之款項。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自己屬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要挾。站在廷臣這一方面的，還有戶部尚書楊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內，死於任所。廷臣報告皇帝，即稱“本官亦因之而斃”《神宗實錄》（臺北，1966影印本），頁6207。。可見問題在於君臣不和，而非罄國庫數年收入為皇室一朝花費。此白銀亦未繳撥。

後來萬曆屈於眾議，立常洛為太子，常洵被封為“福王”，建藩府於洛陽。皇帝手令湖廣山東河南三省，撥田四萬頃，作為福王莊田。四萬頃為田四百萬畝，為數千萬人民衣食的來源，其撥為一人家業，確有封建制度的趨向。如果此事屬實，則若干歷史家稱明代為封建，不容置辯。

可是福王如領有此龐大的產業，勢必按照封建制度的辦法，將其領域實行“次層封建”，裂土封茅地給予親信掌握，並以遺傳的方式，使巡視莊園者即為武士，才能永保無虞。事既如此，則私人財產以私人軍隊巡衛。李自成造反時，福王麾下必有組織的抵抗，決不會無聲無響，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資料，訪查真跡。其實萬曆指派四萬頃，是和群臣討價還價的辦法。萬曆自己就減為二萬頃，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辭”。而真正的問題，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緣河南在明初，地廣人稀，以後數世紀後，開墾之地稱為“白地”，其主權常有問題。地方官斟察之後抽稅若干，既未並於一般田賦，也難說是官田的租金。山東亦因黃河改道，淹沒後又變為乾地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