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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把咱們當成討小錢兒的人了。”他自己經營的建材公司就在蜀國演義餐廳黃寺分店的樓上，蜀國演義餐廳曾幾乎是他宴請客戶的“飯堂”，到如今這個曾經無數次光顧蜀國演義的“上帝”被無情地拋棄了，蜀國演義同樣以種種理由拒絕老孔的索賠。

事實上老孔對於在中國的現行法律範圍中最終能夠取得多少賠償金額非常清楚，他在意的不是那根本無濟於事的賠償金，他更希望媒體能夠公正地報導受害者們身受的實際痛苦，以及哪裡有醫生可以祛除我們身上難以言喻的病痛。

他一再詢問我，廣州的醫生是否有更好的經驗醫治這個病的“後遺症狀”，作為同病相憐的病友，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他：其實廣州的醫生和北京的醫生一樣，長期誤診之後對患者神經的嚴重損害，從目前醫生們所掌握的現代醫學知識和手段來看，不管哪裡的醫生都已經對我們的後遺症“回天乏術”了。

30。誰　能　告　訴　公　眾　真　相？（2）

開庭後的當天，我去友誼醫院看望老孔，他在病房拿出腦部和視神經受損的CT片子給我看。旁邊座位上的是紀愛萍大夫。右半身面板的嚴重觸覺異常使得老孔不得不如此“坦露”自己。

以北京市衛生局這個衛生權威機構為首的首都衛生行政部門在新聞媒體上一再發出“患者們身體依然存在的症狀均屬於該疾病癒後恢復過程中的遺留症狀，公眾不必擔心、恐慌。”的安民告示。然而前來法庭聲援我的所有受害者們無一不留下程度不一的後遺症，每個人覆診時醫生均無法告知康復的時間表。但我們卻不斷在報紙上看到“專家”們對此病預後表示“樂觀”的“專家意見”。

邱寶昌更是在法庭上多次提到北京市衛生局的“權威性”，意圖說明“凡是不在北京市衛生局名單內的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就和蜀國演義無關。”

這一切讓我們覺得邱寶昌不但是蜀國演義的辯護律師，似乎也代表了涉嫌“行政作為方面”存在嚴重失職行為的北京市衛生局的利益。

當天在法庭採訪的《北京商報》記者者婧報導了法庭上的一些情形，她比較客觀地記錄了法庭上有“公益律師”之稱的邱寶昌坐在了蜀國演義的律師席上並一反其“為消費者維權之常態”：

對於楊仿仿在庭上所述的種種證據，蜀國演義似乎做了充分的準備。昨天，當有“公益律師”之稱的邱寶昌坐上蜀國演義的律師席時，很多到場旁聽的“福壽螺病友”都感到吃驚。而同時，被告席上蜀國演義的位置一直是空缺，僅有幾名蜀國演義工作人員坐在席下，但在休庭後迅速離開。

邱寶昌在為蜀國演義辯護時表示，“福壽螺”事件為一個公共衛生事件，在此過程中蜀國演義已盡了最大努力，承擔了相應的企業責任，在尚未嚴格區分責任的情況下，墊付了部分患者的醫療費用180餘萬元。同時，蜀國演義提出，因“數碼相機有修改時間這個功能，而楊仿仿不能提供就餐票據，不能證明兩者之間存在消費關係”，楊仿仿證據不確鑿，蜀國演義沒有賠償責任。”

難以想象，這位“公益律師”如果是站在受害消費者的一方在法庭上發言將是什麼樣的場景。然而這個“可能性”已經被事實中他對“福壽螺事件肇事方”的辯護而徹底消滅了。

更加讓人驚訝的是，蜀國演義甚至對自己樹立起來的“賠付典範”也進行了戲弄。

2006年9月19日，就在我病後第一次前往北京和陳幼玲女士接觸之前，蜀國演義餐廳曾經舉行過一次場面隆重盛大的“歡迎儀式”，歡迎一位在蜀國演義餐廳進餐後感染廣州管圓線蟲病的患者“返回蜀國演義用餐”，場面看來溫馨而真誠，當時負責具體賠付工作的就是陳幼玲女士。我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過這條訊息。

（2006年9月19日，蜀國演義舉行儀式歡迎福壽螺事件受害者呂徵小姐及家人“惠顧”。背對鏡頭者為陳幼玲女士。）

在鮮花的簇擁下，肇事酒樓向媒體和公眾表達了“真誠歉意”，患者呂徵小姐的臉上滿是諒解和雨過天晴的笑容，多家媒體刊登了“蜀國演義開出最高賠償，一毒螺患者獲賠7萬”的文章，蜀國演義誠信賠付的形象也成功地在媒體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沒有人會想到這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秀”。

沒有人知道呂小姐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謂的“賠付”，直到呂小姐出現在我起訴蜀國演義的法庭旁聽席上，也沒有多少公眾知道更多的真實內幕。　txt小說上傳分享

30。誰　能　告　訴　公　眾　真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