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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我擔任CEO的大醫網在廣州問世。

大醫網成立之後，我們邀請了多位專家擔任我們的顧問，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的詹希美教授自然是高階顧問之一。

此後，我多次以活教材形式出現在詹教授講授“廣州管圓線蟲”的課堂上，還站上了廣東省疾控中心為全省防疫部門工作人員舉辦的“廣東省廣州管圓線蟲預防培訓班”的講臺。

2006年12月19日，受詹希美教授邀請，在廣州三寓賓館參加廣東省疾病控制中心主辦的培訓講座時發表講話。

大醫網在面世之後，很快就迎來了我們的第一位受益者。這位受益者在餐廳裡食用過淡水魚生之後身體逐漸出現各種不適表現，神經系統嚴重受損，輾轉多家醫院依然無法確診。患者的子女在網上把相關的病症和檢查資料公佈出來，也馬上透過我的“關係”得到了詹希美教授和紀愛萍大夫等寄生蟲病專家的診斷和用藥建議後，服用了足夠劑量的“腸蟲清”，症狀不再加重了。同時患者的兒子經血液檢查發現嗜酸性粒細胞的比例超標，果斷地服用了“腸蟲清”幾天後，他的症狀消失。

這次救助網友的成功並沒有讓我感覺到大醫網的前途輝煌，我們一無合法的“融資”管道，僅僅是靠自己有限的資金投入；二是我們這個小小的網站根本沒有采訪權。想要取得采訪權要經過太多根本無法過關的審批手續。這個公益網站的將來讓我自己都感覺到異常迷茫。

大醫網提出了“大醫醫國，先覺覺民”的口號，可我總覺得頭緒極亂，到底哪裡才是“醫國”的源頭？“覺民”又到底怎麼個“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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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難道一切都只是為了“求報償”？（1）

按照朱伯伯的建議，雖然我們只向法院提出了三十餘萬人民幣的人身損害賠償金，我居然成了此次事件中“索賠金額”最高的受害者。

即使法院最後判定我勝訴，這區區三十餘萬的人民幣不但根本不能抵銷我患病以來造成的種種經濟損失，對於將來可能出現的後遺症，在我的起訴內容中，我根本也還沒有提及。再說，即便勝訴，也不見得能夠按照我們要求的賠償額得到足額賠償。

我只願意以國內居民的標準在中國的法律範圍內討回應有的公道。

無疑，我成了百般推卸責任的蜀國演義要集中火力“打擊消滅”的訴訟對手。

接下來的事情讓我和家人目瞪口呆，也讓一直相信我們能夠討回公道的親友們無法相信。

2007年1月下旬，我們接到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開庭通知，我的案子將與2007年2月1日在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

我和我的代理律師朱伯伯以及他的助手一行三人在開庭前兩天到達了北京，謝律師親自到機場迎接了我們。

在第一次開庭前的兩天時間裡，謝律師安排我和集體維權的其中十多位患者在謝律師的律師事務所見了一次面。

病友們在大病初癒之後大多數都必須重新面對生活秩序的調整，打官司並非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如此影響巨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受害者，也必須耐下性子整理起訴所必須的相關證據。

國內的《消法》並不能讓受害者們因此“發財”，也沒有“重重懲戒肇事商家”的相關法令，更多的受害者們之所以願意擠出時間打官司，原因只是在索賠的過程裡受到了蜀國演義的刁難和羞辱。由於相關法規的限制，好幾位患者對蜀國演義餐廳所提出的賠償金要求僅僅是一兩萬人民幣。

我經歷過繁瑣的證據整理過程，我非常清楚謝律師和所有福壽螺事件受害者們想要為這個擁有二十多人的“維權集體”討響應得的公道必須付出多大的時間和精力代價。

而謝律師自己本身和我們一樣，她也還是個大病未愈的患者。她要整理二十多份訴訟檔案，要和二十多位受害者保持溝通聯絡，這樣的工作量不難想象，就連一個健康人也難以做到。

我想，是她心裡的正義感支撐著她。和大家見面後，我很強烈地感受到“集體維權”的不易和謝律師在其中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這個看來文弱安靜的溫州姑娘顯然已經成為了我們這一批受害者們公認的最合適的維權領袖。

我和代理律師的到達吸引了大批的媒體記者，中央電視臺的《中國法制報導》節目也派出了資深記者李瑾潔前來做專題採訪。

這位年輕的女記者曾經跑遍大江南北，採訪過許多重大事件，言談舉止間，新聞人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