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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股時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著麥克老兄的時候，他們中不少人還將商標別有用心地儲存在這付廉價的南方墨鏡上。

但正是此舉激怒了中國的左派布林什維克，邏輯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林什維克，他們稱這是〃盲公鏡現象〃，他們說表明了上海年輕一代的絕對無知，而這種絕對無知將使紅色中國付出沉重的代價。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國記者在《改頭換面》中的評述似乎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上海的左派布林什維克的判斷：

迄今為止，這種開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長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這種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義盛行年代煞費苦心培養出來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間社會，在上海青年的亞文化圈子，人們並不在乎左派布林什維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斷，他們繼續著自己的時尚之路，繼續在七十年代末表現各自的〃酷〃、〃IN〃和〃炫〃，雖說，這時候的時尚確實有些盲目，說到底，傳遞的只是某個西方影視明星對中國青年腎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沒有停止。

“獨眼龍〃也出現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對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動了這次時尚戰事。

在上世紀中葉已經完成前工業革命的日本，這時已經從它溫熱的子宮中向全世界提供著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豐田轎車、三菱電梯、富士膠捲、JVC彩電種種種種了不起的玩藝兒。在上海，極小部分市民已經透過東芝冰箱而領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處，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動的則是它的收錄機。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

這是1979年的5月時分。

桌子上擺放著一臺三洋牌單喇叭收錄機，那刻，它正放送著鄧麗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來》：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請點點小菜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潘繼章先生顯然完全地沉浸在鄧小姐甜美的歌聲中，對他來說，當他的耳朵告別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類的旋律，當一個叫鄧麗君的女生帶著全新的感覺走入他的生活，那種旋律、聲線、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無法言說，而所有的這一切都與桌子上這個狀似“烏龜殼”的三洋單放機密切相關。他的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後，他還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購買三洋單放機、播放鄧麗君歌曲的點點細節。

潘繼章的感受並不孤立。那時，眾多上海男女青年紛紛將看似〃烏龜殼〃的日產單喇叭收錄機買回家，而更時尚、更前衛的男女則拎著兩喇叭或四喇叭的日產收錄機在大街上招搖過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園、復興公園、虹口公園中，你會看見那個時代“酷斃”了的傢伙，在草地上開啟著日產兩喇叭或四喇叭收錄機，隨後忘乎所以地舞蹈著。與此同時，在上海許多公園相對隱秘的角落中，你還會發現不少上了年紀的城市男女，正拎著單喇叭、兩喇叭收錄機在進行英語對話，這種角落後來被敏感的媒體稱之為“英語角”，而那些在“英語角”中勤奮出沒的男女，有許多在更為開放的八十年代早中期紛紛遠渡重洋，發誓再也不回這個他們從內心深處厭惡的城市，當然，二十年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重返上海，並對上海的變化產生了種種的驚歎，這是另外一回事和另外一種情感。

1979年，伴隨著三洋收錄機播放的“靡靡之音”，人們還看見了一條條裸露的美腿，以及，1979年的地下時尚：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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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哈里斯老兄，鄧麗君歌聲中搖曳的超短裙（2）

在論及超短裙的時候，我們的眼光還應該作一個回望，我們還應該回頭一瞥遙遠的六十年代末與七十年代初。那時，有一條褲子吸引了我們的視線，是喇叭褲。如果你對上海時尚歷史有所瞭解的話，你會發現這條將褲管放大到遮住整雙鞋子的褲子，是對六十年代前中期的小褲腳管時尚作了一次真正反動。小褲腳管突出的是褲管下面那雙如同鬼怪式飛機造型的皮鞋，喇叭褲卻試圖遮蔽一切，試圖表達一種放蕩不羈的美感。

對上海來說，喇叭褲時尚並非源自西方，源自總是喜歡誘人墮落的資產階級。某種意義上，被朗諾·斯里馬達集團在1970年不幸推翻了的西哈努克親王，他成為在中國大地上普及喇叭褲的第一功臣。因為，正是透過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國各地巡遊的系列記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