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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問社會學（1）

李銀河新近完成了一項對婦女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報告已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專著正在出版過程中。這項研究沒有采用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方法，而是採用了文化人類學訪談的調查方法——雖然這不是這項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說上一說。

從旁看來，李銀河的調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樂於接受訪談的人，首先要決定的是大家怎麼見面：是她去呢，還是人家來。在電話上約定了以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個手提包上路，包裡放著筆記本和幾支圓珠筆，通常是擠公共汽車去——因為要見生人，所以還化了一下妝，這在她是很鄭重的舉動，但別人恐怕根本看不出來。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時、穿著最隨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妝的女博士還是女博士，不會因此變成公關小姐……就這樣，她訪問了很多人。這使大家覺得什麼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來，對方就要走進她住的那座宿舍樓，走過滿是塵土的樓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樣，堆滿了雜亂無章的書籍和紙張。她給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開始訪談。談完之後，假如到了吃飯時間，就請客人吃頓便飯。一切都和工薪階層的人士接待朋友時做的一樣。她從來沒給客人報銷過“的票”，客人也沒有這樣的要求，因為看她的樣子就不像能報銷“的票”的人。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到過她家裡，她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有一天，一位調查物件（這位朋友是男性，屬另一項調查）很激動地說：李教授，像你這樣可不成！不該把陌生人約到家裡來。然後她想了一想，覺得沒什麼不行的，再說，也沒有別的地點可約。

除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還有別的方法可用——比方說，採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展開問卷調查。這必須和某個政府機關合作，還要由一所大學的社會學系來進行。假如研究的目標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該城市裡抽出一定數量的辦事處，再在各辦事處下抽出一定數量的居委會。再以後，從居民的花名冊上抽出個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據研究的需要，特別保證某種職業或年齡組的人有一定的數量。用術語來說，研究假設規定的各子樣本都要有足夠的樣本量。調查完畢還要拿一些基本的統計和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照，看看本次調查有無代表性。做到了這些，抽樣就算有了科學性。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寫著這套方法，但國外的教科書上沒寫辦事處、居委會、居民花名冊，只簡單地提到可以利用電話本和教堂的人口記錄。還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會學書都沒有提，那就是怎樣去找一大筆研究經費，怎樣去求得政府機關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會學家自會想出辦法來，所以調查還是可以進行。一大批調查員（在校大學生）由居委會幹部帶路，前往各家各戶。如果問卷涉及到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麵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架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麼來問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旁，對他（或她）進行一些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的場面不是筆者的想象，我在社會學研究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物件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根據我的經驗，問卷調查有兩大難關，其一是如何找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物件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里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鉅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