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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餘的。因為推進黨內基層民主，說到底，是把一些本來屬於普通黨員的權利還給他們。是“還權”，不是“讓權”，也不是“放權”，更不是“喪權”。還什麼權？選擇權。具體地說，就是黨員群眾對自己領導的選擇權。把這個權利交還給黨員群眾以後，他就會覺得這一票很重要，也會很珍惜。因為珍惜這一票，實際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同時，由於他親自參與了這個最基本的政治活動，他的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他會覺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會更加關心這個黨，更加愛護這個黨，把黨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繫。這是一方面。

我問，另一方面呢？

鄧川說，另一方面，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改變了過去視野非常狹窄這樣一個狀況，為我們黨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制，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更加準確地選擇優秀人才，得到一批黨也放心群眾也公認的好乾部。這樣的話，對我們幹部隊伍的建設，對加強幹部的監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處。監督和管理加強了，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好了，反過來也促進了基層民主建設。

我說，良性迴圈？

鄧川說，對。

我說，所以，黨的領導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

鄧川說，正是如此。

我問，那他們還擔心什麼？

鄧川說，擔心民主政治建設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決問題的。下面搞了上面沒搞，有什麼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講，民主政治建設應該自上而下，不應該自下而上。這是第三點不同意見。

紅旗漫卷西風（3）

我說，這個擔心不無道理。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三五十個鄉鎮也不過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們搞了黨委書記的公推###，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響？哪裡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雲集？

鄧川說，對這個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是一個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也是我們黨自我完善、在新時代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選擇。所以，黨內民主必須推動，也必然會推動，但不能為推動而推動。如果急於求成，造成社會動盪，就不符合我們的初衷。因此只能積極而穩妥地進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過去沒有這樣一個傳統，又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東西，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有一個探索的問題。如果基層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實際上就起到了一個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恆，有序推進，就能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斷積累。既積累經驗，也積累教訓，至少也能提供實戰的經驗。雖然一個鎮兩個鎮，一個縣兩個縣，在全國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錯了，那麼推倒重來，也不會影響大局，動搖國本。我想，新都的意義，也可以這樣理解。

我同意他的觀點。事實上，經濟體制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從生產隊開始，經濟特區不選北京，不選上海，選深圳，就有這麼一層意思──萬一搞錯了不會影響全域性，不會引起大的動盪，成功了則可以在全國推廣。從這種意義上看，我覺得成都有一點像當年的深圳，新都有一點像當年的蛇口。它是開了一個口子，一個讓我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視窗。

其實，改革的路徑不是隻有一條，改革的方案也不是隻有一種。除了基層民主建設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這就是“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開創了公共管理的嶄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機，使我們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東方風來滿眼春”。

那麼，所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決定去請教姜曉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