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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集中也好，工業向園區集中也好，都必須做好規劃，所以要“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做這些事都要錢，沒有錢那是萬萬不能的。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錢從哪兒來？”這事我請教過許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現任大邑縣委書記的蔡亦如。蔡亦如幫我算過一筆具體的小賬。他說雙流縣文新花園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農民只出500元，政府補貼200元。農民的錢從拆遷安置和青苗補償的費用裡來，問題不大。開發商也有10％的利潤，屬於微利，但是不打廣告，沒有風險，銷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這個方案的特點，是農民買得起，政府給得起，開發商也有利可圖。當然，一個縣政府，拿個幾千萬還是心痛。農民也可以請建築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錢出來都是自己說了算，但規劃和監管是統一的。不過蔡亦如也承認，反正不管什麼模式都要錢。“錢從哪兒來”始終是個問題。

成都市委、市政府認為，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主要還得靠市場。一方面是財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場化的機制，也就是在經濟上必須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必須要有一個融資平臺，能夠把資金籌進來，運轉好，又不給今後留過重的負擔，這就要點本事。具體地說，就是要“經營城市”。當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經營的，但城市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經營。比如打造一個公司，透過銀行來籌集資金，進行市場化運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環境的不斷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來，按照規劃來實施。將來土地升值了，賣出去，除了還貸甚至還可以再賺一點。只要形成這個機制，就可以良性迴圈。他們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我這人沒有經濟頭腦，算不過賬來。這套辦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說弄不清楚，還是留給懂行的人討論吧！

其實，“錢”的事很不簡單。不但有“錢從哪兒來”的問題，還有“錢往哪裡去”的問題。所謂“錢往哪裡去”，一是用來幹什麼，是投資，還是揮霍，或者是進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資，也有一個決策是否正確的問題。這就又產生了兩個問題，即“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這兩個問題在基層又尤其重要。如果說高層（省、市）、中層（區、縣）主要考慮“錢從哪兒來”和“錢往哪裡去”，那麼，基層（鄉、鎮、村）就必須重點考慮“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因為在這兩個方面特別容易出問題。青羊區委副書記、常務副區長楊林興給我講過這件事。他說以前村上都是會計、出納一肩挑，這就不大說得清楚。現在的辦法是“村級財務街道代管制”。也就是說，村裡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包括上級的撥款，都由街道代管，說白一點就是街道充當會計，村委會只是出納，這就從制度上防止了腐敗，也解決了“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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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與憂慮（2）

楊林興是在談城鄉一體化的時候說起這件事的。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發現城鄉一體化並不僅僅是一個發展的問題、經濟的問題，或者“三農”的問題，其中也有政治的問題。比如青羊區的“村級財務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決城鄉一體化過程中“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的問題，卻在不經意間設計出一個可以防止腐敗的制度，這可真是妙不可言。

實際上經濟和政治總是難解難分，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會引起政治體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個方面和三個環節是融為一體的。那麼，在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方面，又有什麼需要關注的問題呢？

問題比較複雜的是“公推###”。

我們知道，公推###包括兩個環節，即“公開推薦”和“直接選舉”，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是“直接選舉”。其實，這是一個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應該是“直接差額選舉”。顯然，這裡面又有兩個環節，即“直接”與“差額”。這也是這項改革的緊要之處。“差額”是沒有問題的。在這項改革中，如果“選舉而不差額”（等額選舉），哪怕是“直接選舉”，也失去了改革的意義，違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還會有問題。什麼問題呢？那就是“公開推薦大會”（我主張簡稱為“公推會”，或命名為“推薦委員會”，簡稱“推委會”）變成了實際上的選舉機構。這就既違背了“黨管幹部”的原則，又違背了“黨內民主”的原則。要知道，這個“公推會”，既非上級黨委，又有黨外人士參與，豈能越俎代庖實質上指定書記？因此，“公推會”（公開推薦大會）絕不能變成一個事實上的權力機關，即不能只產生一個正式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