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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是高興，覺得終於有出路了，但實際上他還是養活不了自己。實在覺得無法支撐的時候，沈動搖過。好幾次，他遇到奉軍招新，一個排長拿著招兵募員的旗子在街上走，後面跟著幾個面黃肌瘦的失業遊民，沈也跟著走。但走到騾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時候，他還是臨陣脫逃了。

沈從文買不起書，只能厚著臉皮到書攤看書。他一聽說有什麼好書，不管路有多遠，都會立即跑到書攤邊，裝出買書的樣子，與賣書人聊天。與人熟絡後，他就坐在旁邊的小凳子上，直到將書看完才離開。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說：“這全得力於沈從文青少年時期在行伍中獲得的人生磨礪。”

20年代末，沈從文開始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卻仍舊為生計發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開銷，母親的肺病逐漸加重，九妹上學也要花錢。沈被各大書店宣傳為“天才”，但一本十萬字左右的小說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頭窘迫時，沈去求書店預支給他幾十元稿費，卻總是遭到拒絕。他不懂與人爭利，只能在書店門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臨，也拿不到一毛錢。唯一的辦法便是坐在斗室裡不停寫作。他的身體十分虛弱，三天兩頭常會頭疼難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紙以至於毛巾上到處是血。一次，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陳萬孚夫婦去看望他，推門一見此情形，嚇得陳夫人當即昏倒在地。

沈從文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月薪一百元，完全夠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錢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館子看電影，很快就花銷殆盡，常常弄得下半個月沒有飯錢。

一次，楊振聲家的傭人幫沈從文洗衣服時，發現了一張揉碎了的當票。原來沈從文把張兆和的一隻紀念戒指當了。楊振聲知道他窮，便預支給他五十元薪水，笑著說：“人家訂婚都送給小姐戒指，哪有還沒結婚，就當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情緒異常悲觀，竟然有自殺的衝動。沈從文知道後，一改往日的平和，寫信大罵汪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沈還在信中提到了他當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來勉勵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戰後回到北京，一次，沈從文去給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凍，他穿著一件寬大的狐皮袍子，腳上套著一雙氈子大毛窩，頭戴毛帽。周開啟門，看著他一身如同聖誕老人的裝束（只差沒有鬍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買這件舊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解放後，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分得三間宿舍，沒有床，沈就用五個大小不一的書箱、三個煤油桶、十多函舊書、一塊寬一尺半長七尺半的床板、三塊二尺方書箱板拼湊成了一張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當響一聲。週末兩個兒子回來，父子三人“孔融讓梨”般互相謙讓一番，一人睡床，其他兩人便在地上打個地鋪對付了。

在湖北幹校，沈從文幾經搬遷，後來遷到一所小學裡，沈這樣描述這處住所：“地面約半年生長綠毛白毛半寸。炎夏氣溫及四十五度。雨時上漏下浸，幸得塑膠發明較早，於是帳頂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膠蓋上，打著雨傘，在房中走動。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後，地面還可以養青蛙，朋友為我搬來約七八十塊磚，搭成一條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從床邊到桌前，另一端可達門外……”小學校的路對面有一個分配棺材的機關，沈從文十年後風趣地說：“萬一突然死去，領個棺木倒也方便。”

沈從文甚為節儉，總是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解放後常穿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在昆明時，汪曾祺去看望他，到吃飯點總到對面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不超過兩角五分。住在小羊宜賓衚衕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茨菇。沈從文愛吃茨菇，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

黃永玉回憶：“幾十年來，他（沈從文）從未主動上館子吃過一頓飯——徐志摩、陸小曼結婚時算一次，郁達夫請他吃過一次什麼飯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結婚。我沒有聽過這方面再多的回憶。那些日子距今，實際上已有半個世紀。”

【從文】

沈從文15歲入伍，看盡世間黑暗。1922年，他來到北京。這個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的小學畢業生，立志用手中的一枝筆打出一個天下。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