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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儲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另一種版本寫道，劉對擦肩而過的沈面露慍色，對同行的學生說：“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

1983年，年逾八十的朱光潛發表《關於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稱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只有沈從文和老舍。此文引發一場風波，朱被批評是“無視這些作家（按：指沈從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顯弱點或錯誤”、“誇大他們藝術成就”，隨後又說他的這種論調是“精神汙染”、“不良的傾向”。最後，朱光潛不得不連續作了兩次“檢討”，才算了事。

【恐懼】

沈從文說：“楚人的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

1948年，解放軍包圍北平城，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成對峙之勢。國民黨通知在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從文也通知之列。北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樂黛雲及左翼進步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後登門，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從文對張兆和說：“我不能說厭，可是卻有點‘倦’。”最後，他為了家人，還是選擇了留下。

馬逢華回憶：北平圍城的後期，沉悶了好久的北大“民主牆”上忽然又熱鬧起來，幾份壁報集中火力，向沈從文展開攻擊。其中一份將郭沫若在香港寫的辱罵沈從文（“粉紅色的作家”）、朱光潛（“藍色的作家”）和蕭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報指責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識”，有些則痛罵他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妓女作家”。

沈從文14歲的長子沈龍朱去北大看熱鬧，回家後告訴了父親。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他感覺壓抑，認為有人要迫害他，總覺得受到了監視，擔心隔牆有耳，和家人說話將聲音壓得很低，常喃喃自語：“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從文，信中畫了一個槍彈，稱：“算賬的日子近了。”沈不知會面臨怎樣的禍事，將一部分書分送給朋友和同學，說：“我這個人也許該死，但是這些書並沒有罪過，不應該與我同歸於盡。”

1949年到來之際，沈從文幾乎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變得異常敏感。1月2日，他在《綠魘》文末題了一句話：“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

3月的一天，沈龍朱突然看見沈從文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沈龍朱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幾天以後，沈從文用一把保險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頸部的動脈，並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張中和（張兆和的堂兄弟）從沈所在的房間外走過，聽見有呻吟聲，破門而入，將已經陷入昏迷狀態的沈從文送到了安定醫院。沈被搶救醒來後，竟以為醫院是牢房，大喊著要逃走，並且叮囑張兆和請湯用彤設法救他。張兆和對沈從文的恐懼無法理解，只能給沈的兄姐寫信，詢問沈家祖輩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給醫生提供參考。

時任清華大學軍管會副代表、文學院院長的吳晗被請來為沈從文解決問題。沈向吳提出要去磁縣燒窯，吳很是為難。此時的沈從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問：“什麼是我？我在何處？我要什麼？我有什麼不愉快？我碰著了什麼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報》的黨組負責人楊剛到醫院看望沈從文，帶來了最新的《人民日報》、《進步日報》，第二天，沈從文在日記中感嘆道：“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與。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嶽荃被槍決一事對沈從文打擊亦不小。沈嶽荃是黃埔四期的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也是一位抗戰英雄。抗戰勝利後，沈嶽荃不甘在南京國防部做空頭中將，決定卸甲歸田，回鳳凰租下一處小院，種花養草，閒來給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點諮詢工作，還為勸說龍雲飛投誠去作了幾回說客。

鎮反運動中，沈嶽荃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邊。他在河灘的青草地上給自己鋪上一條舊軍毯子，輕輕嘆了口氣說，“唉！真沒想到你們這麼幹。”然後指住自己的腦門說，“……打這兒吧……！”沈的槍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將二三十根香點在牆根，用駁殼槍一槍一根地把它們滅掉。他不知指點過多少人學習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