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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審。《申報》發表標題為《鉅奸王蔭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審理，古城觀者如堵，呼罵聲不絕》的文章，說：“群奸今晨五時被檢查血壓時，方知解京受審，乃慌忙寫下‘遺書’，招致家人，語多勸家人勿憂，而有戀戀不捨之意。……周作人光頭衣著最為陳舊……上車前記者逐一問感想……周作人說：‘我始終等待被捕，無感想。’周瘦得多了，態度仍很‘冷淡’……上機前逐一衡量體重……書生周作人最輕，52公斤。每人許攜物15公斤，大多為衣被書籍及針線，周攜其自著之《談龍集》……”

據說，周作人在上飛機前曾抄舊詩一首示人：“年年乞巧徒成拙，烏鵲填橋事大難。猶是世尊悲憫意，不如市井鬧盂蘭。”其在押解途中寫有詩二首：“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窮究可哀。誓願不隨形壽盡，但憑一葦渡江來。”“東望浙江白日斜，故園雖好已無家。貪痴滅盡餘嗔在，賣卻黃牛入若耶。”

周作人在“自白書”中為自己辯護道：“初擬賣文為主，嗣因環境惡劣，於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案進行了第一次公開審理，《申報》報道了此次審理過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時，在首都高院受審，歷時二旬鍾，以證據尚待調查，庭諭定八月九日再審。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聽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審訊前段，被告答覆從逆前之經歷，頗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動機；狡稱：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長當斥以身為人師，豈可失節。周逆答辯謂：‘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並稱，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邁，奉北大校長蔣夢麟之囑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對其二十八年之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以及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華北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偽新民會委員，偽華北新報社理事等職，則期期艾艾，對答之間頗感尷尬，但仍東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國中心思想問題’論戰，以及勝利後朱校長家驊之華北觀感等，作為渠有利抗戰之證據，庭上當諭以證據頗確鑿有力，當諭以為便收集，特寬限三星期再行公審，周逆乃於汗流浹背下狼狽還押。”

關於周作人所說受北大之託管理校產，法庭就此事詢問了當年的北大校長蔣夢麟，蔣覆信稱確有其事。法庭還曾詢問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胡覆函稱周在偽北大文學院長任內，保管圖書很為周到，未受損失，並且有增無減。

宣判前，記者黃裳到南京老虎橋獄中訪問周作人，其報道《老虎橋邊看‘知堂’》寫道：“一會兒，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了的，現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衫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瘦削，右邊龐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髭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周作人因賣國罪被判死刑，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將他從槍口下奪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後改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在獄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讀書外，寫了二百多首詩作，還翻譯了英國勞斯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

周作人曾記錄他在獄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錢賄絡監獄看守人員，從外面帶進來很多諸如菸酒之類的違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愜意。其中有個老頭，據說是曾經鬥垮“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鉅商盛宣懷的侄子，因販鴉片積聚了些錢財，他將全舍上下從獄卒到所長通通打點了一遍，所以忠舍裡的人都叫他“老太爺”。周作人經常找一個殺人犯幫他理髮，此人因鬥毆誤殺一人被判死刑，後改有期。“把頭顱託付於他，沒有覺得什麼不放心的，叫一個殺人犯來剃頭，當初一聽卻是駭人聽聞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經友人保釋出獄，離開時，周作人作詩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

出獄後，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兩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頗像坐關和尚”，更顯老態和憔悴，問起獄中的生活，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