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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黃侃偏偏不戴。門衛見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出來調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課鈴響了，學生坐滿了教室，等待老師上課。但黃侃卻安坐在教員休息室，沒有絲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學生等了一會兒，見老師未到，趕緊報告了教務處。教務處職員知道黃侃名士脾氣發作了，馬上跑去請他上課，說：“上課時間到了，該上課了。”誰知黃侃兩眼望天，冷冷地說：“時間到了哦，錢還沒有到呢。”原來，學校沒有及時發放薪水，黃侃表示不滿。教務處趕快代他領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課。

一個雨天，其他教授穿膠鞋赴校，而黃侃卻穿一釘鞋。“釘鞋”又稱“木屐子”，即以桐油反覆油浸後的牛皮為鞋幫，厚木塊為鞋底，再釘上鐵釘防滑。這種釘鞋在鄉下走爛泥路極佳，而在城裡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適了。課後，天放晴，黃侃便換上便鞋，將釘鞋用報紙包上挾著出校門。新來的門衛不認識黃侃，見此公土氣，且攜帶一包東西，便上前盤問，並要檢查紙包。黃放下紙包而去，此後幾天一直未去上課。系主任見黃教授連續幾天未到校，以為生病，便登門探望。黃則閉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趕快報告校長。校長親自登門，再三詢問，黃才說：“學校貴在尊師，連教師的一雙釘鞋也要檢查，形同搜身，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長再三道歉，後又託眾多名流去勸說，也無濟於事。黃侃從此就與中央大學脫離關係。

私立中華大學聘黃侃為該校教授，黃侃是個拿乾薪的夥計，根本就不到學校去上課。學生就找校長陳時吵，說學校課表上列了黃季剛先生的課，為什麼這年把時間了，我們連他的人影都沒有見到？是不是學校沒有把錢給他？如果學校沒有把錢給他，那要退我們的學費，因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黃季剛先生給我們授課，我們才交這麼多的學費的。陳時說，我每個月是幾百塊現洋給他，哪沒給錢呢？沒有辦法陳時多次到黃季剛家中去做工作，請他去給學生上堂把課。黃侃上了課堂開口就罵：“你們是何等動物？非要我來上課？你們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說是我的學生，還怕沒得飯吃？看哪個不派你事做？”這就是他在中華大學上的唯一一次課。

1926年武昌高等師範改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黃季剛（黃侃）先生當代理校長，因其喜歡罵人，作風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來當校長。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務會上，石英先生望著黃季剛先生，心裡想怎麼說黃季剛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開口道：“聽說黃季剛先生治校方面比較專制……”話還沒有說完，黃季剛先生站起來說：“聽說石英的姆媽偷和尚。”石英當即斥他為什麼這麼無理，黃季剛先生說：“我聽說的。”他當即辭職，後來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做校長，朱任為國民黨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國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親自出面挽留也無濟於事。黃侃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墾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遊，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黃侃在南京期間，偶遇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戴問他：“先生近來有何佳作？”黃答：“正編《漆黑文選》，你的那篇大作已經入選。”這裡“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選》中“昭明”的反意而來，意指戴平日為人做事不夠光明磊落，諷刺意味十分明顯。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時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伐異】

1919年，胡適海外學成歸國，任教北大，發起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胡適的橫空出世，黃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學的陣營。據說黃侃每次上課，總要先罵一通胡適，這才正式講學。

黃侃一有機會便對胡適冷嘲熱諷。一次，黃侃當面責難胡適：“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該叫胡適，應稱‘往哪裡去’才對。”胡適十分尷尬。

又一次，黃侃給他學生講課興起之際，又談起胡適和白話文。他說：“白話文與文言文孰優孰劣，毋費過多筆墨。比如胡適的妻子死了，家人發電報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11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全場捧腹大笑。

當年，上海有一家叫著“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