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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諸子系年》一書的稱道。如朱自清日記載，陳寅恪於1933年4月在葉公超晚宴上“談錢賓四《諸子系年》稿”，“謂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諸說皆經提要收入，而新見亦多。最重要者說明《史記·六國表》但據《秦記》，不可信。《竹書紀年》系魏史，與秦之不通於上國者不同。諸子與《紀年》合，而《史記》年代多誤。謂縱橫之說，以為當較晚於《史記》所載，此一大發明。寅恪雲更可以據楚文楚二主名及《過秦論》中秦孝公之事證之”。

1934年5月16日，楊樹達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會後，陳寅恪對楊“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陳寅恪對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也給予肯定。錢穆的《師友雜憶》記載，1939年3月，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張曉峰於會後探訪其時卜居宜良的錢穆，轉告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稱道：張其峋曉峰來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晤及陳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間報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讀。曉峰問，何題。乃曰，錢某《國史大綱》引論。曉峰遂於會後來宜良，宿山中一宵，告餘寅恪所言。

顧頡剛則稱讚《先秦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後，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並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錢穆從燕京大學辭職後，顧頡剛於1931年3月18日，給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胡適一向好提攜後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於是錢穆便到嚮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錢穆）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胡適還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禮遇】

蔣介石對錢穆禮遇有加，以至於蔣、錢關係，一直眾說紛紜，錢穆為此也不少捱罵。

抗戰時，錢穆就數度於四川會見蔣介石，談及理學與歷史，蔣託錢穆編寫《清儒學案》，邀他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素有交情。

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之際，錢穆是主張蔣介石應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後，蔣介石卻對錢穆禮遇有加，甚至公開說，或許錢穆等人當時所言，“對國事是有利的”；為表達對錢穆的敬重，蔣介石在面見錢穆時，特別將中山裝改為一襲長袍；錢穆對朱熹與王陽明學說的專精，與崇尚王陽明的蔣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錢穆曾回憶他與蔣介石的見面：第一次召見面，“談話不到數分鐘，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權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第二次蔣介石設宴，“餐桌旁備兩座，一座背對室門進口，一座在右側，我見座椅不同，即趨向右側之座，乃總統堅命我坐背向室門之座。我堅不敢移步，總統屢命輟。旁侍者告我，委員長之意，不可堅辭。餘遂換至背室門之座。侍者見我移座，即將桌上預放兩碗筷互易，我乃確知此座乃預定為總統座位，心滋不安，但已無可奈何。”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蔣介石不但親自邀請錢穆來臺一敘，由宋美齡、蔣經國招待，同時指示臺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三千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長達四年，直到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為止。

1950年之後，錢穆大約每年受邀到臺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蔣經國多會作陪，與錢穆建立一定交情。錢穆曾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