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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獨缺錢穆，欠缺代表性，不過雙方歧見已深，門戶之爭的結果，錢穆還是無緣被提名。錢穆一度動意氣，1966年，雖有多名資深院士主張提名錢穆，但他斷然拒絕，錢穆反問，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難道不該入列？雖然弟子們反覆勸說，直到兩年後錢穆才願意接受提名，並隨即獲得全票透過。

【主張】

錢穆說：“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透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

錢穆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

錢穆主張現代中國人必讀九本傳統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朱熹《靜思錄》，以及王陽明《傳習錄》——才能領略故人先賢的文化抱負。

錢穆在晚年多次強調，國民必需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否則不是合格的國民。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

錢穆在編寫《國史大綱》時，提倡“國民當知國史”，確信知“國史”方能建“信仰”。他說：“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1931年，錢穆的《國學概論》出版時他在“弁言”中寫道：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

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辯》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長”。

錢穆說：“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

錢穆維護中國文化，他說：“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錢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他強調，中國從無帝國主義侵略他國的文化傳統，向來推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觀。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人都十分關心，上課時同學們也請錢穆談談他對這件事的看法，錢穆說：“張學良、楊虎成的作法是不對的，扣住國家領袖是不應當的。”學生們開玩笑地說，錢穆是唯心論者。

據史學家嚴耕望回憶，錢穆教導學生立志宏大，拿出氣魄與意志，做個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否則學術侷限一隅，縱使當代是第一流學者，迴歸歷史之後，仍是第二流學者。

錢穆說說，五四一代的學者迅速成名，學術卻談不上；清華一代的學者有成績，卻太早當上教授，過舒適日子，談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著一本書。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輕時輕易發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長學問貫通後後悔。

1989年仲秋，錢穆參加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與學生座談時認為“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

錢穆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以平實而雅潔的文筆追述其七十年間的師友往事，且明白告訴世人“苟以研尋中國現代社會史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