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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講畢，特叮囑聽法者緇素，共誦《行願品》十萬遍，以此功德，迴向國土眾生，倡佑國運，消弭業災。一日，法師在齋堂用餐之際，忽然潸然淚下，對身邊弟子說：“吾人所食為中華之粟，所飲乃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為我佛如來張點體面，自揣尚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何能無愧於心？”一座僧眾，為之肅然。

1941年，弘一法師作《唸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唸佛》題記，表達愛國情懷：“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唸佛。”

【至孝】

李叔同五歲喪父，此後便與母親相依為命。十九歲時，他奉母攜妻到上海定居。李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對豐子愷說：“我從20歲到26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注：他將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親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對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後他一想到母親還有餘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於上海城南草堂。母親離世時，李正外出為母親預置壽木，不在母親身畔，他終生引以為憾。他曾多次對友人說：“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母親去世後，他萬分悲痛，改名李哀，號哀公，屏謝餘務，閉門守哀，感嘆“幸福時期已過”。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達天津後，二哥李文熙以“外喪不入門”的舊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靈柩人府，兄弟二人為此而發生齟齬。關於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記載：“我祖母的靈柩運回天津以後，我的二伯父藉口我祖母是‘外喪’，不能進舊宅的大門。為此，我的父親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鬧了一仗。他們兄弟間公開鬧矛盾，這是第一次。經親友調停說和，才讓我祖母的靈柩進了舊宅，後即擇日舉殯，安葬在新開河邊張興莊以北的李氏祖塋內。”

李叔同痛恨舊制，決定於採用西式喪儀為母親舉行追悼會。他在告知親友的《哀啟》中寫道：“我國喪儀，繁文縟節，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廣平，願力祛其舊。爰與同人商酌，據東西各國追悼會之例，略為變通。”啟文中說明，免收一切致喪禮物，如呢緞軸幛、紙箱扎彩、銀錢洋錢等，只收取詩文、聯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弔唁舊儀，改行鞠躬禮；喪儀有為開會、致哀辭、唱哀歌、獻花、行鞠躬禮等幾個過程。全家人穿黑色喪服，演唱哀歌時，由李叔同親自彈奏鋼琴伴奏。李家還為弔唁賓客準備有西餐。天津人皆稱：“李三爺辦了一件奇事！”

天津《大公報》對李母的“告別會”作了系列報導，還特別刊發了《西國喪服制考》一文。據該報報道，李母追悼會上收輓聯哀辭共200多首，到會致哀的中外來賓凡400餘人，多為天津各界的顯要名流，師友親朋之外，還包括外國駐華使節，如奧地利工部官員阿氏、醫官克氏，日本學者宮藤氏與松長氏，天津各大學堂的校長等。

李叔同出家後，斬斷一切塵世情緣，惟獨對母親的感情難以割捨。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說，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門，“二月初那天，是我母親的忌日，於是我先兩天就到虎跑去，在那邊誦了三天的《地藏經》，為我的母親迴向。”此後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誕，他便書寫過《地藏經》或地藏懺儀，以此功德，迴向亡母。

母親七十壽辰時，弘一在白馬湖畔的晚晴山房，集綴華嚴偈語成聯句，手書成《華嚴集聯三百》，紀念母親。

弘一法師曾聽靜權法師講《地藏經》，靜權法師將經義與中國的孝道聯絡起來，提醒聽法之人，出家修行，既於一切眾生普懷慈悲之心，對於父母的生養之恩更當深銘於心。亦幻法師回憶：“是年（一九三○）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權法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一師恆當著大眾哽咽涕泣如雨，全體聽眾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吓去。後來我才知滾熱的淚水是他追念母愛的天性流露，並不是什麼人在觸犯他傷心。”亦幻深受震動，他自出家以來，因懼俗累，對於在家的母親極少過問，自覺慚愧，此後即開始照拂母親的晚年生活。

1935年，弘一法師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為其母冥誕，法師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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