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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被堵的水洩不通，陳寅恪一家只能被人從從視窗拽進車廂。從北平到長沙，5000餘里，陳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陳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篔因旅途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三女兒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燒發熱，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滯留香港，他們許地山的幫助下，租賃了一間房屋暫住下來。據流求回憶，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燈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篔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陳家的保姆）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曆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意思是讓尚不太懂事的女兒們儘量讓王媽媽多吃一些。王媽媽從旁側聞聽，感動得淚流滿面。

陳寅恪在去西南聯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東方書籍，以及經年批註的多冊《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五代史記注》等，連同部分文獻資料，裝入一隻皮箱交於鐵路部門託運——這是他幾十年心血凝聚而成並視為生命的珍貴財富。等貨物託運到蒙自，皮箱內只有磚頭。面對此景，陳寅恪昏厥過去。後據同事分析，在託運途中，箱內之物早被人盜走，然後另易裝入轉投充數。經過半年的顛沛流離，面對此打擊，陳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禍不單行，此前由北平郵寄的書籍在陳寅恪一家走後陸續到達長沙並由一位親戚暫時收藏。1938年11月，國軍為實施堅壁清野戰略放火燒城，陳寅恪的書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燼。

初到聯大，陳寅恪寫信給勞幹、陳述二人，信中說道：“大作均收到，容細讀再奉還。……聯大以書箱運費系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此事尚須俟孟真先生來滇後方能商洽解決。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匆復。”許多年後，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錄此信時，曾注：由此“借見先生彼時情懷。世之讀上錄函件者，其亦省識先生當日感憤之深歟？”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陳寅恪曾兩度辭謝，但考慮到到英國可治療眼疾，遂答應下來。當時陳寅恪到香港準備去英國，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陳寅恪即將赴英，皆雲集奧格司佛城，等待陳寅恪。陳衡哲得此訊息後說道：“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界也。”然而，陳寅恪抵港未久，二戰的戰火燒到歐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陳寅恪無奈中只能準備返回昆明，這一次，陳寅恪再一次耽誤了治療眼疾，最終導致雙目失明。當時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無奈地說：“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陳寅恪沒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發，使他被困香港，差一點客死異鄉。

陳寅恪身體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云詩窮而後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戰結束後，陳寅恪終於得赴英就醫，但兩次手術均無明顯效果。當時陳寅恪還抱著最後一線奢望，把英倫醫生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胡適請求援助。胡託人將診斷書送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諮詢，對方告之亦無良策，無法手術，胡適“很覺悲哀”，只好託人帶了一千美金給陳，以示關照。1946年4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1957年反右開始，陳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歲高齡、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入浴時不慎滑倒於浴盆中，右腿股骨頸跌斷，次日進中山醫學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過度，三天昏迷不醒。醫生慮其年紀偏大，若開刀手術其體質難以承受，經家屬同意和醒來的陳寅恪本人認可，乃採取保守之物理療法，但效果不佳，從此斷肢再也沒有復原。

目盲臏足的陳寅恪失去了活動能力，整日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