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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轉而支援袁世凱，並按袁的意思，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組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相抗衡。

1913年，進步黨組建“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後，梁啟超始認清袁的面目，他毅然與袁決裂，與弟子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袁世凱死後，梁啟超與段祺瑞一起反對張勳復辟，後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1917年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梁啟超的政治迷夢最終破滅。

梁啟超的弟子四川督軍戴戡被劉存厚的川軍擊斃後，梁在北京四處為戴討說法，一定要段祺瑞嚴懲劉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鍔病死後，戴戡統領的駐川黔軍，是梁啟超及進步黨僅存的政治資本。戴戡之死，標誌著梁啟超從此淡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到歐洲各國考察，瞭解了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後，梁啟超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五四”運動以後，梁啟超再次逆潮流而動，主張改良，在科學與玄學中尋找折衷主義，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第三黨”。

早年，梁啟超將科學視為禍亂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國科學社講演《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時稱：“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科學精神），再放異彩！”

梁啟超一度將墨子與馬克思相提並論，但他認為中國只可有社會主義的精神，不當真正實行社會主義。

【榮歸】

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關鍵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預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願”，逼清廷兌現承諾。梁的這些言論，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回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

1912年10月，梁啟超自日本回國。黃興迎至天津碼頭，頗有修好提攜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輪船因浪未能及時進港，黃空等一天後離去。黃興認為梁是有意避不見面，雙方又增加了一層誤會。

此次梁啟超流亡回國，歡迎盛狀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極盡風光的時光。梁啟超在給長女的信中春風得意，興奮不已：“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個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

梁啟超回國前，袁世凱本欲準備前清軍警官所的官舍為其行館，但袁聽說梁對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即“飭人鋪設賢良寺”梁大嘆“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梁啟超抵京之日，袁世凱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一行數百人，在正陽門車站迎接，交通為之一滯。

梁啟超曾自得的描述榮歸時的情形：

“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至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談話為約，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在民主黨演說時，喉幾為啞。

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傳雲：謂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此來最合時，孫黃到後，極惹人厭，吾乃一掃其穢氣），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之所及。

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國民黨，其他如同學會、同鄉會、直隸公民會、八旗會、報界、大學校工、商會、軍警俱樂部等，尤奇者則佛教會、及山西票莊、蒙古王公等都排隊等候。

昨日吾自開一茶會於湖廣會館，答謝各團，此會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鴻章雜碎’而已。

每夜非兩點鐘客不散，每晨七點種客已麋集，在被窩中強拉起來，循例應酬，轉瞬又不能記其名姓，不知得罪幾許人矣。

袁世凱月饋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

梁啟超發表了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為民族立豐碑，為萬世開太平”。

袁世凱在總統府為梁啟超召開歡迎會，讓全體內閣成員作陪，袁在歡迎詞中說：“值用賢之際，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