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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也有說法稱梁啟超原本想娶何蕙珍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婦，文明國不許重婚為由，婉言拒絕。

梁啟超對何蕙珍，完全做到了發乎情，止乎禮，但即使如此，梁啟超也曾被其師康有為斥責為“荒淫無道”。

梁啟超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時，何蕙珍曾來到北京，向他表示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裡設宴招待了何蕙珍，對於何的告白，婉轉拒絕。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後，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啟超仍然婉拒。對於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很是氣惱，恨梁薄情，說梁“連一頓飯也不留她”。

梁啟超曾想將何蕙珍介紹給中年喪偶的同門師弟麥孟華，但何蕙珍以恪守獨身主義終生不嫁為由，婉言謝絕。

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記載，李蕙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來兩名陪嫁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她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為梁啟超的側室。

梁啟超從不張揚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稱呼王桂荃。

王桂荃對孩子們很是疼愛，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樸實無華的教育下，梁啟超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均於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

“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王桂荃。

【風雅】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後，久久不願離去。從此，他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

1897年，梁啟超應邀到湖南長沙的時務學堂做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將自己“二十年刎頸交”——唐才常介紹與梁啟超相識，二人相見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硯相贈，譚嗣同為此硯題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適時，湖南學政江標去職離湘的前一日到梁啟超住所辭行，見硯與銘，欣然連夜刻成。此菊花硯成為凝聚維新四志士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

後譚嗣同喋血於戊戌變法，唐才常就義於“武力勤王”，江標空懷滿腔熱血，英年早逝。“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菊花硯在梁啟超被迫流亡國外時丟失。懷想舊念，梁啟超常常神情有傷，他還在《飲冰室合集·詩話》中寫道：“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訊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悽咽。”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仍不忘帶上心愛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國，梁啟超對書法的興趣沒有絲毫減退。梁啟超的《雙濤閣日記》中，極具體地記述了他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其中有每天臨池的內容、數量、進度及其體會。

1911年，梁啟超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覆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閒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後之作也。”

梁啟超終身研習書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順書》中寫道：“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鈔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

梁啟超的書法，由方筆凝重的北魏碑體脫胎而來，很有新意，均為時流所稱譽。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紙也一概拒絕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