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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回憶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裡，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書，不是處理學校內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學問，傅先生所寫的文章以及答覆各方面的詢問，都是他親自動筆。”自來臺灣，傅斯年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務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娛樂就是一起看了場哈孟特電影，以後逢人談到娛樂就說這部電影。他給李書華的信中說：“幾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寫信則懶得要命！”他對李在法國專心做學問，連連說“真是幸福！不勝羨慕”！

有段時間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讀書寫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寫字。在讀書寫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與秘書那廉君合作。由他來口述成句，那廉君記下話語大意。傅斯年有時為了加強語勢，手就拿著菸斗作指揮，而那廉君則埋頭伏案揮筆不停地記錄。一個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絕，一個不斷地奮筆疾書，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後來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乾脆讓那廉君搬到自己家裡客房住下。那廉君時常半夜被傅斯年叫來寫東西，因為一旦有創作慾望，傅斯年就坐臥不安。他們合作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傅斯年為臺大大一學生國文課本寫的序，這篇文章很特別，全是用菜餚作的比喻，紅燒肉、炸丸子……好多讓人垂涎的美味都寫在文章裡，乍一看猶如一個花樣翻新的選單。

傅斯年在臺大時，羅家倫經常去看他，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憊地忙著幹不完的活，就勸老朋友不要那麼賣命。羅家倫反對他的壞脾氣，便用傅斯年自己過去的話諷刺刺激他說：“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擺出一副搏鬥的架勢，小心遭人反攻。”

早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間，傅斯年對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種種流弊有了深切的體驗，從而產生了改革教育體制的一些想法，離開北大前他發表了一篇《漫談辦學》。後來他去臺灣擔任臺大校長，又提筆寫了《幾個教育的理想》、《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教育制度》、《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等文，將自己在辦教育中所經受的苦痛和盤托出，特別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風氣，若風氣不改？一切事無從改，不止教育而已。”

【鐵腕】

傅斯年向來最痛恨不講民族氣節的儒生，對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漸當年不參加抗清復明運動，反而參加清朝入關後首次鄉試，直到殿試得中順治朝狀元，一直耿耿於懷。300年後的今日，他對不顧氣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人驅使的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當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長後，曾於重慶報刊發表宣告：“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的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不但不請他們任教，還當場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嚴加懲處。

北平的偽教員們一看傅斯年的姿態，既驚又怕又怒，他們私下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不承認“徵調”，並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強烈要求入主復員後的北大。為此，偽北大教授、古器物學家容庚還發表了致傅斯年的“萬言書”，以示抗議和辯護。對此，傅斯年毫不妥協，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再次宣告，對糾纏與詭辯者予以堅決的回擊。

傅斯年對偽北大的教員極為憤怒，但對青年學生甚是寬容。在答記者問時，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傅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並要“想習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說的”。

就在傅斯年的宣告於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報》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寫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文章結尾的日期處寫道：（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文末所謂的“驢鳴”，是對傅斯年發表宣告的回應。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周作人寫罷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

與周作人的嘲諷與謾罵大不同的是，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餘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