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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稽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

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

傅斯年脾氣暴躁，史語所的人私下裡稱他為“傅老虎”。有一天，與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語所辦事，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對董作賓說：“胖貓（指傅斯年）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後來回憶說：“這話是諷刺也是好評。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十七年計劃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最大成就。最後十年集刊中所發表的這些青年的論文，就是明證。”

傅斯年的霸氣性格，使他樹敵頗多，故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麼學問，他怎麼當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總要給新進史語所的工作的人“來一個下馬威”，如不得亂寫文章，強迫他們校書等等，不一而足。對此，李敖曾雲：“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傅斯年又訂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規家法，製造了許多所內的特殊空氣……所以從傅斯年開始，史語所就有一種偽風。”李又說：“學閥作風結胎於傅斯年，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切大獨裁，獨裁到頭天看見小研究員在陽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個多月流亡到重慶，找到他哥哥的同學梁思成，已經聞名海內外的大建築學家梁思成帶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謀一飯碗。見面後，傅斯年問清王的門第出身，當著梁思成的面，說了一句：“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裡來。”這樣將王世襄轟了出來。灰頭土臉的王只好跟著梁思成到南溪縣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暫住。

傅斯年對部屬管理甚嚴，大學畢業生到史語所工作，先關門讀三年書，第四年才准許你發表文章。一次，他發現一位年輕助理研究員冬天好曬太陽，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門口，不讓其出門，不客氣地說：“你昨日已曬夠了。”

史語所的弟子門生對傅斯年，又敬又怕。馬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所長傅斯年先生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時，聞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當時我們小輩，晚飯後在田邊散步，遠遠看到傅先生迎面走來，都轉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脫不了，就會被抓去下棋。其實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學術問題，或天下興亡大事，不過借棋定神，心有別屬。因而常常高舉棋子而遲遲不落，今知者感懷，不知者詫異。也有傳說他是藉機測試，以便了解你的智慧和學術造詣。”

板栗坳牌坊頭是史語所同人茶餘飯後聊天下棋的地方，當青年們來到此處時，總是有說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罷飯，有時也從家中過來湊個熱鬧。但青年們見了，如同老鼠見貓一樣，“一會兒溜一個，一會又溜一個，過不多長時間就全部溜得無蹤無影了”。來不及溜的只好硬著頭皮繼續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邊觀陣，攻卒跑馬地大喊大叫，興致上來，便挽起袖子親自上陣廝殺。這個時候有誰和他對弈就算倒了大黴，因為傅斯年經常下著下著竟思考起其他問題，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對方只好強忍著性子，等呀等，許多之後，見仍無動靜，才敢大著膽子催一句：“傅先生，該您走了。”這時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