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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同樣樂於為浦瑞堂的《白話唐人七絕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發表著名的短文《洪水與猛獸》。他將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將軍閥比作猛獸，以為中國現狀可算是洪水與猛獸鬥，“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胡適在發表此文的“附記”中強調，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許多人要說而不能說的意思”。羅家倫則稱之為“光芒萬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導科學，但他反對陳獨秀諸人的唯科學主義無視人類情感的重要性。他說：“知識與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學與美術，不可偏廢。”

蔡元培認為，戰後的歐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點，許多學者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幫助，是客觀的事實。“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我們只要大家肯盡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國學研究所：“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們固有文明輸出”，對此必須“格外留心”。蔡元培說：“鄙人對於中國之將來，全抱樂觀”。假以時日，“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於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諱言地表示：“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的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一方面肯定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愛國熱情，但同時告誡學生不要因政治問題犧牲學業，呼籲同學們回到教育救國的道路上來，指出：“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無能、科學無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受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對教師罷課。1922年4月9日，在國立八校教職員會議上蔡元培力阻教員罷教的提議。胡適在4月11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當時的情況：“前天（九日）聯席會議主張延長春假，——實則罷課之別名，——蔡先生親自出席，為很激烈的演說，堅執不肯延長，並說：如果教職員堅執此議，他便要辭職，但此次辭職，不是對政府，是對教職員。聯席會議的人雖然很不滿意，——因為蔡先生還說了許多很爽直的話——但不能抵抗。於是昨日五校一律開課，而聯席會議的各代表一齊辭職。”

解放後，錢端升即發表文章說：“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

【憂國】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的步伐逐漸加快，國民黨內主戰主和派爭吵不休。汪精衛是主和派的代表，為改變汪精衛的親日立場，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會上激動地說：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蔡元培說著說著，禁不住老淚縱橫，淚水流到了西餐的湯盤裡，他低頭連湯帶淚吞嚥下去。在座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汪精衛也十分尷尬。

【政見】

蔡元培在1903年創辦了《俄事警聞》，1904年創辦了《警鐘日報》（由在提籃橋監獄裡的鄒容撰寫報頭）。兩報頭版都有時評一則，暢談國事，多出自蔡的手筆。1904年慈禧生日，蔡寫了時評《萬壽無疆》，含意“每逢萬壽，必定喪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儲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辦了兩所學校，一所是愛國男校，一所是愛國女校，他想讓男生搞暴動，女生搞暗殺（因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愛國女學校時，教科書常滲革命內容，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故事，理化則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