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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談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慾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相容幷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由於重視延聘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各方面人才，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員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時北大人才濟濟，學校面貌為之一新。據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共有教授90人，從其中76人的年齡看，35歲以下者共43人，佔57％，50歲以上者僅6人，佔8％。最年輕的文科教授徐寶璜僅25歲，其他如胡適、劉半農等也都是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長時也只有50歲，教授平均年齡僅30多歲。而這時北大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4歲。

1917年，蔡元培採用“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援新文化運動。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北大國文科只有經史子集，外國文只有英文，教員只有舊的幾個人。蔡元培於舊人舊科目之外，加了戲曲和小說，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洪憲的劉申叔，尊王的辜鴻銘之外，加添了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於是，北大有了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有復辟派、主張恢復帝制，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急先鋒辜鴻銘、劉師培等……；有最早把共產主義介紹給中國的李大釗、也有最早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李曾石、還有最早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此外他還啟用了錢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啟用了只有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輕人……，還請來了剛從歐洲回來的女教授陳衡哲先生、聘用了數學系老教授馮祖荀，外籍教授、地質系的葛利普等，還有畫家徐悲鴻。

蔡元培初到北大，進行改革，學校裡的舊學者極其不滿。北大最初開講元曲，有人便造謠說在教室裡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又有人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有些守舊學者更是直接在課堂中開罵。周作人就曾寫到當時情形：“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注：五四之後，蔡元培辭職，不久又回京主校。魯迅對此甚為關切，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聽說‘世’有可來訊息，真的嗎？”）成為一個典故。

當時的報紙上反響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元培，說學校裡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諸人。蔡答信說，《新青年》並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裡不來宣傳，也無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壓迫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於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衝突總算幸而免了。”

林紓等人公開向蔡元培的改革責難。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所受的攻擊也最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曾說到，那時“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對指向陳獨秀的此種攻擊，蔡元培本也是盡力迴護的。在回覆林紓的公開信中，蔡元培說：“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按指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