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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麼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佈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適晚年公開對美國媒體說，他對“自由中國”的期待當然也包含大陸在內，他反對“兩個中國”，也反對“一中一臺”。

【際會】

毛澤東在擔任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期間，一次在聽胡適演講時，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但當胡適得知他是未註冊的學生時，拒絕回答他的問題。

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

毛澤東在要不要出國留學的問題上，曾經請教過胡適。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談到關於他為什麼不出過國考慮：“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五四”時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毛澤東一度支援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時，當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

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他與胡適的交往仍相當密切，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西行漫記》記載說，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援湖南學生的鬥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援，以後他也是這樣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後立即在8月24日的《每週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在新出版的週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接著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也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援；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毛澤東在此還特別說明，自修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後，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