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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親自出面，在曾家巖周公館召開座談會。會上，只提到《論主觀》的觀點，胡風卻說，他只對舒蕪文中的個別觀點有同感，發表該文的真意是希望用“無情的批判”來分析它。這次座談會仍然沒有讓胡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觀點。不料，胡風卻變本加厲，在《希望》第2期上，又發表了舒蕪的《論中庸》。這篇文章也是以倡導個性解放為其指歸的。重慶文藝界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對此，胡風卻鼓勵舒蕪寫反擊文章，要求他的反擊文章，要像用橡皮包著的鋼絲鞭子那樣，打傷了人還看不出傷痕。

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風與舒蕪（2）

1945年11月，胡喬木來到重慶，考慮到舒蕪僅僅二十幾歲，準備同他見面談談《論主觀》、《論中庸》的問題。胡喬木與舒蕪談了兩次話。胡喬木給他指出，毛澤東同志強調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就是強調客觀和全面。你《論主觀》，恰好是反對客觀。你的《論中庸》恰好是反對全面。對於胡喬木的話，舒蕪不能接受。還同他反覆辯論。最後不歡而散。

1948年3月，在香港創刊的《大眾文藝叢刊》上，黨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論家，連續發動了對胡風思想包括舒蕪《論主觀》的公開批評。這次批評的特點是規模比較大、比較系統，將舒蕪的理論、路翎的小說創作實踐，聯絡胡風思想一起批判。並指出胡風的文藝理論的宗派主義的傾向。

1950年3月，《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陳湧和史篤批判阿壠（陳亦門）的《論傾向性》和《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兩篇論文，解放後發起的首次對胡風派文藝理論的批評，引起了舒蕪的警覺。1951年下半年，全國文聯決定文藝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文藝整風和文藝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評、檢討過去的錯誤蔚然成風。此時正在廣西南寧師院當教授的舒蕪在學習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熱潮中，經常聯絡到自己在《論主觀》、《論中庸》中所宣揚的個性解放的觀點與時代不和諧，就開始考慮要將《論主觀》的錯誤自己先提出來。經過一段時間思考、醞釀，他寫成《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發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長江日報》上。這篇文章是以檢舉他人替代檢討自己，涉及一些胡風的錯誤觀點。接著《人民日報》在1952年6月8日轉載了全文，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不久，舒蕪又在《文藝報》上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在胡風派的作家中，他是第一個檢討、批評自己而又向胡風“開刀”的人。

舒蕪的兩篇文章引發了對胡風老賬的清算。這是因為在重慶時期，胡風、舒蕪的觀點問題沒有能夠解決，一直是個懸案；二是周揚和胡風這兩個30年代結怨的宿敵，在周揚握有權柄之後，進一步的較量。1953年初，《文藝報》公開發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評胡風的文章《胡風的反*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1954年12月8日，周揚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講話：《我們必須戰鬥》，由批評《文藝報》的錯誤，轉向批評胡風。

在1954年末到1955年初，輿論界受命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人民日報》一位女編輯葉遙向舒蕪約稿，舒蕪答應寫一篇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胡風給他的信件，這位編輯要借胡風的信件核對一下內容。舒蕪遂將胡風的有關信件交給了這位女編輯。幾天後，林默涵找來舒蕪，要他將胡風的信件分為胡風反對黨的領導、抵制革命文藝隊伍、胡風的宗派主義活動和胡風反黨的思想基礎等四類整理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但到5月13日發表時卻出乎舒蕪的意料，經過林默涵、周揚研究，呈送給毛澤東親覽後，變成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就變成《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了。這種升級是舒蕪始料不及的，因而在三十多年間舒蕪一直承擔著“叛逆”的罪名。兩個曾經是很好的忘年交卻成了路人。1954年夏的一天，舒蕪與老朋友何劍勳、聶紺弩去看望胡風，胡風與何劍勳打過招呼之後，就對聶紺弩說：“老聶，你怎麼什麼人都往我這裡帶？”說完就對舒蕪說：“我這裡，不是那些混賬東西可以來的。”說完就進裡屋去了。

舒蕪的命運也是多舛的，他雖然沒有被劃為胡風分子。但在一年多後的1957年，仍然沒有逃脫被擴大為右派分子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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