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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扶住他的手臂：“頭暈是嗎？”

我將他從衣櫃旁拉開，讓他在旁邊的一張雙人沙發上坐下，觸手感覺到的他身體的溫度很低，我只好取來毯子將他裹住，然後替他吹乾頭髮。

我熟練地拉開衣櫥中間一扇門，裡面整齊地掛著一排一排的各式襯衣，取出衣服選好搭配的領帶，拉開小抽屜，從左邊格子裡拿袖釦，然後是西褲和皮帶。

勞家卓靠著沙發閉目養了一會兒神，精神好了一點，站起來接過我手上的襯衣。

我佯裝若無其事問了一句：“你太太替你收拾的嗎，很整齊。”

他手指在我手邊擦過，我溫熱的面板印下一陣冰涼，短暫的流連，他怔了一會，才低聲回答我：“沒有，她一直住石澳大屋，我們不在一起。”

我說：“那是誰替你打理這些瑣事？”

他站在鏡子前扣襯衣的扣子：“有私人助理，平時大部分我自己做。”

他今日一早有個重要會議，吻了吻我的臉頰匆匆出門去上班。

我坐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兒呆，連著臥房的書房的門半掩，清晨的光線透入，我看到小書櫃上面擺著我們的照片。

是那張曾被我撕掉的合影，如今被完整地貼上修補了起來。

如今隔了一段距離望去，光線模糊溫柔了我們的面容，看不出曾經有過的裂痕。

甚至連笑容都看不出一絲縫隙。

我推開書房的門走了進去，他的書房還是老樣子，分門別類收拾得整潔乾淨，桌上的電腦換了新的。

擱在右邊有一個檔案袋開啟著，我看了一眼，然後從裡邊抽出了一張相片。

那是——在蘇黎世的文化藝術節，我站在酒店門外，穿著套裝，略有些拘謹的笑容。

袋子裡只有幾張照片，一張是我在和託比在博登湖的街邊散步，一張是我在康茨坦茨大學的畢業典禮，拍攝的角度都不太好，幾乎看不清我的臉。

可是照片的邊緣都磨損得有些發白，大約是被經常翻看的緣故。

他自何處影得這些相片，我怎麼從來都不知道。

心裡有一種奇怪的直覺，我拉開了下面的一格櫃子。

果然。

已經不用細看，那是我所有商業攝影，從在倫敦的第一個到最新在Fredy手下的所有作品，按照年份和日期排列，甚至是在攝影師的機器中從未發表的底片，都在他這裡。

我要合上櫃門，突然看到一側有一個白色的袋子。

那又是另外一組照片，拍得生動清晰，主角只有兩人。

是唐樂昌和我。

我們兩人都穿著白衣，背景是綠色花園和白色宴席，有一張是我捧著一小束白色鈴蘭，和他並排站在粉色的花樹下。

我想起來那是他來康斯坦茨探訪我，剛好碰上一個朋友訂婚的儀式。

照片上的兩人面帶笑容看起來很年輕，重要的是兩個人之間傳遞出來的那種感情，那是人與人經長期交往之後的一種毫無間隙的親密之感。

看到這樣的照片，連我都有些想念起唐樂昌。

這個簇新的袋子擱在櫃子裡有一種生硬的違和感。

不知為何我不喜歡這樣的照片在他的手上，在合上櫃子前，我拿走了這個袋子。

今日仍需上班，我簡單收拾了一下自己下樓去。

在臨出門前，我回頭看了一眼，整幢屋子沾染著他的氣息，那種蓊蔚洇潤的清冽味道，明顯是一個男子的單身寓所。

他竟是把我們曾經的家複製了一個一模一樣的移到香港。

聽到這麼幾年來，他獨居在此地，我不是沒有震驚。

他這樣壞的身體脾氣，倘若半夜犯病，身旁沒有人照料，真不知是怎樣熬過去的。

他一副舊情難忘的樣子，我要如何面對。

我近來總想起我們以前的事情，那麼多柔情蜜意，可是也無可避免地記起那些錯待傷害，回憶之間的撕扯讓人泛起心灰意冷的疲倦。

（五三）

我離開勞家卓的住處，今日上班已經遲到。

走出大樓時，對面的一輛黑色車子突然啟動，然後開過我的面前，我自半開的車窗中看到了車中男人手中的攝影機器。

我在計程車上致電勞家卓：“我剛剛從你家裡出來，有狗仔拍照。”

他在會議室裡壓低聲音，透著一種金屬般的冷靜：“有沒有妨礙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