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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下葬後第二天，秦四毛來找我說：“這裡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鄉郵員，他要我把信帶給你。我給池爹了，他看了以後就倒下了。我這幾天只記得忙，信塞在口袋裡都忘記了。”我接過信一看，是我的入學通知書，北京中醫學院，我考上了！可是，父親卻因此離開了我。�當時父親接了信，盯著信封看了好一會，口裡說：“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

大為崽回來再拆。”可還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後仰面哈哈大笑起來，一隻手舉了上去，吼了一句：“蒼天有眼，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說著一頭栽在地上，就再沒有起來。�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那份通知書會給父親那樣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其實他並不熱心於政治，在鳴放中也沒說什麼。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風會上給縣中醫院的吳書記提了三條意見，吳書記當時很虛心地接受了。可一個星期以後風雲突變，那三條意見成為了向党進攻的罪狀。朱道夫大感意外，聲淚俱下地表白自己對組織的赤膽忠心，何況，公佈的罪狀與當時的發言相去實在太遠。他哀求那天參加會議的人出來作證，可大家都沉默了。這天晚上朱道夫來找父親，一進門就跪下了，請他出來說句公道話。父親沒有遲疑就答應了，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維護自己做人的起碼原則，他並沒有足夠想象力去設想站出來陳述一個事實意味著什麼。朱道夫當時拉著父親的手連聲說：“好人，好人啊！”可父親的證詞毫無意義。吳書記笑著問他：“是這樣的嗎？你再想想？”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說：“我以人格擔保。”書記又笑了說：“你的人格就那麼值錢？”又一隻手在父親眼前一點一點說：“再好好想想，仔細想一想。”父親被激怒了說：“才多久的事我會記錯？一個人他做人總要實事求是。”吳書記反問他：“那你的意思是組織上沒實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親怎麼也想不到，那幾分鐘的對話，要以幾代人的犧牲作為代價。在六一年，爺爺又氣又病還吃不上飯，餓死了。我從小就生長在歧視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歲，整天餓著向大人要吃的。後來父親告訴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腫，而我常常是坐在門坎上碗不離嘴就把一碗飯吃下去了。“文革”來了，父親捱了鬥，戴著尖尖的紙帽，敲著一面銅鑼遊街。那時我在讀三年級，我迷惑了。難道父親不是好人嗎？好人怎麼會被遊鬥呢？不是好人他怎麼常常告訴我要做個好人？那時我心中裝滿了“黑幫”和“潛伏特務”一類的詞，真不敢把這些詞與父親聯絡起來。同學們唱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縫鑽進去。後來人們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資派去了。那時朱道夫常到我家來和父親說話，兩人同病相憐。六七年底，《人民日報》登出了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這時朱道夫突然站出來揭發了父親，說父親講了怎樣的反動言論，而自己講的那些話，不過是為了引蛇出洞，讓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這樣父親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來了。而母親，她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帶著五歲的妹妹離開了。朱道夫因為揭發有功，就留在縣城了。沒有人比我們更懂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幾個字的沉重份量。我讀了初中，儘管成績優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裡成了一名社員。而父親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鄉間醫生。�

我的命運似乎已經確定。父親開始教我探脈、採藥、配方。我崇敬他，但內心卻強烈地反抗著這樣的命運。就這樣過了五年，我也是一個鄉間醫生了，我認了命，不再敢奢望命運會有任何轉機。從我懂事以來，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唯有一次，我在絕望中輕聲抱怨了幾句，怨父親不該為朱道夫那個豬都不如的東西說話。萬沒想到父親突然發了脾氣，身子簌簌抖著，一根指頭一點一點地指著我，說：“崽子，你還沒有學會做人，做人！”看著父親身子顫抖，我很後悔，自己戳到他視為神聖不容褻瀆的東西了。當時父親說：“我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就圖了個清白。我死後用白布把我裹起來，你別忘了。”開始有人給我提親了，我竭力地推辭著，卻感到了巨大的陰影正在一步步無可阻擋地逼近。我絕望了。�這天初中同學胡一兵和劉躍進來到了三山坳，告訴我一個驚人的訊息，中國的大學要開考了。我說：“高中都不讓我讀，還讓我讀大學？”他們互相望一眼，都不做聲。他們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那一天父親整夜沒睡，垂著頭在燈下一枝接一支抽菸。我裝著睡著了，咬著被子，眼淚把枕頭濡溼了很大一塊。清早父親對我說：“我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