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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發動起來，響起了一陣鞭炮聲，硝煙中我看見幾個人在路邊跪下了。我對鄧司機說：“開最慢的速度。”車緩緩從人群的夾道中穿過，不斷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淚。小蔡坐在我旁邊，一副無動於衷與己無關的神態，我在心裡罵著：“這個麻木不仁的傢伙，可怕啊！”到了夾道的盡頭，司機剛想加速，嚴記者從後面追上來，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後面跑。嚴記者說：“池處長，今天的場面我太感動了，我想寫一個長篇報道，發到報紙上去。我先在這裡採訪幾天，然後到省裡找你。我本來是回來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離開萬山紅農場我心情又沉重起來，這個嚴記者吧，只顧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來烤，讓我給廳裡出難題了。如果他再把我講的那番話寫進去，又怎麼得了？戴妙良的確不錯，宣傳一番也是應該的，可道理還得按另外的方式來講。今天碰上了這個記者，真是倒了黴啊！�

回到城裡已經是深夜一點。車開到殯儀館敲了好久的門，值班的老頭探頭出來說：“明天來，天亮來，上班來。”我說了很多好話，他說：“這時候要我放到哪裡去，放到我床下？冰庫都上鎖了。”只好拖回去。車子穿過城市，行駛在寂靜的街道上，偶爾有幾輛計程車出沒。我看著腳下的鐵盒子，心想：“這就是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個生命完結了，世界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一切隨榮隨枯，人一輩子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時間後面的寄託已經被掏空。時間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動聲色地改變了一切。戴妙良的確是好人，可好人又怎麼樣？”�

早上七點不到我就被電話驚醒了，以為是鄧司機叫我一起去殯儀館，準備說有重要會議，就叫他送過去算了。接了電話是嚴記者打來的，他說：“我昨天連夜作了初步採訪，戴醫生的事蹟非常典型，材料非常紮實，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為一個全國典型。昨天下午的場面太感人了，一個記者在外面跑幾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爾抓到了，很能夠挖掘一番。”我潑冷水說：“有那麼高的價值？”他說：“有！”他要求廳裡在開追悼會的時候，把典型材料考慮進去。放下電話我心裡涼了半截，我怎麼這麼不走運，這不是惹出禍來了嗎？事蹟往大報上一登，廳裡多尷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賭氣到萬山紅去的，還要到廳裡來採訪，把情況採訪去了，可怎麼辦？戴妙良是個好人，推到全國去也是夠格的，可再怎麼樣，也不能叫我付出這麼沉重的代價啊！我很後悔昨天心還是太軟了，堅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這些有問題的人，你就是不能沾邊，一沾就沾出麻煩來了。在圈子裡，心太軟可呆不下去！想來想去，急也不行，還是得跟馬廳長彙報一下，讓他也有個思想準備，不然事情來得太突然，他會生氣的。抓起電話猶豫了一會，想著躲也躲不過去，就撥了號，把事情彙報了，也替自己解釋了幾句。誰知他並沒生氣，說：“趁現在還沒上班，你到辦公樓前的把訃告和治喪委員會的名單都扯下來，一上班就來找我。”我趕緊跑下樓，把那兩張紙撕了下來，卷好了，拿到家裡來。忽然又想到應把治喪委員會的名單看一下，一些資訊經常是從這上面看出來的。展開來看見孫之華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員。以前聽別人議論治喪委員會排名大家都很重視，我覺得可笑，現在覺得不重視才可笑呢。什麼都有個層次，這層次在哪裡都得體現出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馬廳長，一進門他拍了桌子說：“小池，你這一趟跑得好！”我心裡猛地往下一沉，幾乎被一口氣噎著，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並沒有生氣，還帶著一種喜色。我習慣性地坐下來，不說什麼，先把廳長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說。他說：“你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績！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力推進促成這件事。我們廳裡能夠出一個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國典型，那是一筆精神財富。《光明日報》可不是誰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誰爭取就能爭取到的。記者碰上了這件事是有緣，我們碰上了記者也是有緣。精神文明，人道主義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衛生系統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廳裡派他去萬山紅農場，這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是我省衛生系統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成果。”馬廳長到底是馬廳長，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質，並定下了操作的框架。這時丁小槐打電話過來，說嚴記者剛才打電話到處裡找我，並留下了電話號碼，要我儘快打回去。馬廳長指了電話機說：“你馬上打過去，把記者同志接過來，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