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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根本不該有心情聽什麼音樂，甚至任何的娛樂。但有時候又想，越是在這等艱難時世，越應該學會尋求解脫，在音樂中忘了遠憂近慮，對身心健康都大有裨益。”

眾人都點頭稱是。

江宓接了話說：“我們今天正巧發現，這位蕭同學雖然年紀輕輕，卻是位相當資深的古典音樂愛好者。何況近來，我們手頭的唱片多已流失，小蕭卻還有一些收藏，既然有同好，我們琢磨著，想歡迎小蕭入社，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看得出，眾人臉上都有些遲疑，凌蘅素說：“又是一個學生？上回收一個學生入社，不過是在數月前，結果如何，二位難道這麼快就忘了？”

我才不在乎他們是否歡迎我，冷冷說：“我真不知道諸位在說什麼，入什麼社？我這個人最不愛受約束，能沒有組織最好，逍遙自在。”

江宓忙說：“小蕭，原諒我事先沒有向你解釋清楚。以下我說的這些，請你不要再向第二個人說起：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欣賞古典音樂，成立了一個小社團，叫‘月光社’。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最初建社的幾位元老，在一起欣賞比較不同版本的貝多芬《月光》，比如施奈貝爾、巴克豪斯、霍洛維茲的演奏版本，後來又比較

不同作曲家的《月光》，包括老貝、德彪西和福萊的，於是就以‘月光’為名，結了社團。這還是很早……1952年的事。

“本來，‘月光社’是個公開的文藝活動團體，不料1956年後開始反右，社裡的許多成員因為資產階級情調重，‘順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本社也被定性為‘右派組織’，取消活動。但我們這些人心裡不以為然：大家在一起聽聽音樂，就算右傾了嗎？於是，我們也順理成章地轉入了‘地下活動’。這一來，一旦風聲露出，反而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專門給我們立了案，疑為反革命或特務組織。而我們的活動也更隱秘，儘量不再接收新成員，各成員對自己‘月光社’的身份守口如瓶，集會也減少次數，精選隱蔽的地點，而且每次集會只召集三分之一的社員，以防哪一次被當場查獲，全軍覆沒。於是，校方逐漸對本社斷了訊息來源，失去了把握。

“從去年開始文化大革命以來，‘月光社’又成為革委會虛擬的‘攻堅物件’，因為‘月光社’只剩下了一個虛名，誰也不知道還有哪些人是成員，沒有任何集會活動的蛛絲馬跡。

“去年九月份的時候，我們正在這裡集會，一個清秀的男青年，手裡捧著一疊唱片，冒冒失失地闖了進來。他請我們原諒他的魯莽，自我介紹說叫柳星，酷愛古典音樂，但因為家裡窮，雖然能買到些二手的唱片，卻無論如何買不到唱機。有一晚經過解剖樓，他隱隱聽見裡面傳來樂聲，偷偷進來，看見是一群人在集會賞樂，便興沖沖地去捧了唱片來，誰知他再來時，樓裡就沒了人。之後一段日子裡，他執著不懈，天天到解剖樓來等，那晚終於又撞見了我們，並懇請加入本社。

“我們見他說得一片赤誠，便同意他加入，並警告他本社‘地下’的性質。他發誓一切保密，便參加了幾次聚會，幾乎認識了社裡所有同人。

“十一月下旬，本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忽然都被隔離審查，查的就是‘月光社’的問題。我們當然矢口否認，但調查組都是有備而來，將我們兩個月的聚會情況一一列出，並讓我們出示不在場的旁證，這下為難了大多數成員。審訊過程中，調查組向我們出示了第一手的人證對質，你想必猜得出，那人正是柳星。”

我淡淡地說：“既然有這麼可怕的先例，我看你們還是不要收我做成員吧，以免再為人所害。”

劉存熾說：“除非你沒有興趣，我們決不懷疑你的意圖。其實，那柳星年紀不大，但對古典音樂還是頗有見識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同為愛樂之人，何必相煎太急？大概是利慾薰心……可是揭發出我們這些老古董，又有何利可圖呢？也許是革命的表現。”他未等我表態，又自顧自地發起感慨，可見那柳星對他們的打擊之重。

駱永楓開口道：“這您難道還不懂嗎？那小子未必覺得自己做了什麼昧良心的事呢！他做了回地下黨，深入敵後，揭了我們這個特務組織的老底，將我們這些特務組織成員一網打盡，會覺得很光榮呢！”

劉存熾說：“這些天我總想在學校裡遇見這小子，好好問他幾句話，但他好像消失了一般，我到醫學系去打聽，似乎沒人聽說過有這麼一位。”

我說：“我好像也從來沒有在系裡聽說過這樣一個人，說不定他那個學生身份也是假的呢。可能根本就是位公安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