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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離開別人而還是“我”嗎？“我”可以離開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還是“我”嗎？“我”可能離開遠古的訊息和未來的呼喚而依然是“我”嗎？“我”怎麼可能離開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獨的是“我”呢……

——《務》228節

如果這類銜接發生錯位——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蹟連線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這樣，但覺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補我的某種情感或思想空白，於是在我心魂的真實裡，一些人物（包括我與他人）之間便出現了重疊或混淆。這重疊或混淆，我以為是不應該忽略的，不應該以人物或故事線索的清晰為由來刪除的，因為它是有意義的——這也就是小說之虛構的價值吧，它創造了另一種真實。比如若問：它何以是這樣的混淆而非那樣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緒使然。於是這混淆畫出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的某種願望，甚至是隱秘。

（我有時想，一旦輕視了空間事物，而去重視心魂狀態，很可能就像物理學從宏觀轉向微觀一樣，所有的確定都賴於觀察了。這時，人就像原子，會呈現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還是粒子唯取決於觀察，而一個人，他到底是這樣還是那樣，唯取決於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與人群之間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神秘關聯，他就更像似波了吧。──這有點離題了。）

說到隱秘，什麼隱秘呢？比如說，A的惡行我也可能會有（善行也一樣），只不過因為某種機緣，A的惡行成為了現實，而我的這種潛在的可能性未經暴露——這透過我對A的理解而得印證。我相信，凡我們真正理解了的行為，都是我們也可能發生的行為，否則我們是怎麼理解的呢？我們怎麼知道他是如此這般，於是順理成章地鑄成了惡行的呢？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潛在的可能，我們就會想不通，我們就會說“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　。人性惡，並不只是一些顯形罪者的專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並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誇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說，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會施暴呢？叛徒的邏輯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過沒有，你若處在他的位置上會怎樣呢？如果我們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裡的那個叛徒，那就說明我們都清楚她進退維谷的可怕處境，就說明我們都可能是她。）不光在這類極端的例子中有這樣的邏輯，在任何其他的思與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這樣地寫了他們，這等於是寫了我自己的種種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慾望，要比我的實際行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於我的可能性中，並在他人的現實性中看到了它的開放——不管是惡之花，還是善之花。儘管這種種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難道我們不是矛盾的麼？我們的內心、慾望、行為不是常常地矛盾著麼？善惡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確。當然，他們做過的很多事並非就是我的實際經歷，但那是我的心魂經歷。如果我這樣設想，這樣理解、希望、夢想了……並由之與柳青、梅娘一起

6�給柳青（4）

而感受到了美好與醜陋、快樂與恐懼、幸福與痛苦、愛戀或怨恨、有限與無限……為什麼這不可以叫做我的經歷？皮肉的老繭，比心魂的年輪更稱得上是經歷嗎？（所以，順便說一句：當有人說《務》中的角色可能是現實中的誰的時候，我想那可真是離題太遠。）

我想，某種小說的規矩是可以放棄的，在試圖看一看心魂真實的時候，那尤其是值得放棄的。就是說，對《務》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誰是誰（更不要說《務》外的人物了）。事實上，除非檔案與病歷，又何必非弄清楚誰是誰不可呢？又怎麼能弄清楚誰是誰呢？然而檔案只記錄行為，病歷只記錄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遙遠，那未必是文學要做的事。還是玻爾那句話的翻版：我無法告訴你我是誰，我只能告訴你，關於我，我能夠怎樣想。

如果有人說《務》不是小說，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對。如果有人說它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詩，也不是報告文學，我覺得也還是沒什麼不對。因為實在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才勉強叫它做小說。大約還因為，玻爾先生的那句話還可以作另一種引申：我不關心小說是什麼，我只關心小說可以怎樣說。況且，倘其不是小說，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東西，它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