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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但汪軼千總經理先介紹了全國圖書的發行情況。他說，現在全國每年出版的圖書有三萬多種，雜誌有四千多種。近年有兩類圖書雜誌下降得比較突出，一　類是文藝書，一類是連環畫。現在的問題，第一，書店是企業，可人權、財權不在我們手裡，在地方文化局手裡；第二，由於塊塊控制，中央系統出的書排不上號，地方變換題目　，重複出版，衝擊好書；第三，銀行貸款緊張；第四，不正之風，要回扣，哪本書有回扣，哪本書就銷得多。現在出版社太多，在國家出版局掛號的有383家，北京中央系統140家　。關於第三期《中國》下降到兩萬五千冊，情況是一些地方訂數下降。比較突出的是上海，原來要五千，現在只要四百，全國有1771個縣以上新華書店出售《中國》。現在比較嚴　肅的刊物訂數都下降，《瞭望》現在只有40萬，《新觀察》十幾萬。除了工具書和教材上漲，其餘的普遍下降。汪軼千提出，能否透過三千名作協會員的影響和評論家，搞橫向宣　傳？

丁玲還詢問了湖南打算要紙型加印《中國》問題，汪軼千說這完全可以，或者你們就把版權完全交給湖南發行。

同來的新華書店同志還出主意說，還有一個辦法，請丁玲同志寫篇短文，發表在《圖書發行》上，向各地新華書店做做工作。七月青島有一個全國書市，也可以去做做宣傳。

丁玲說，明年我們準備出月刊，薄一點，定價在一元錢以內。至此，丁玲與新華書店結下緣分，還去王府井新華書店參觀，實地考察瞭解他們的工作流程。至今王府井新華書店的　大廳裡還懸掛著丁玲當年在新華書店內打算盤的大幅照片。

1。　對兩位老友的深切紀念

幾位老作家首義辦《中國》，動機之一，就是為了有一塊自己發表作品的陣地。在1985年的《中國》上，老作家的聲音確實很響亮。丁玲也利用《中國》的版面，表達了對於兩位　老朋友的紀念：一位是她始終懷念的馮雪峰，一位是剛剛去世的李又然。

1985年第2期《中國》上，發表了陳早春寫的論文《雪峰現實主義理論初探》。它在目錄中排在首篇，可見編者的重視。

雪峰在丁玲心中始終佔據重要位置。她1979年回到北京之後，寫的第一篇懷人之作就是《悼雪峰》。她在文中說：“我同雪峰相識近五十年。五十年來，我們的來往可數。但人之　相知，貴在知心，雪峰的為人，總是長期刻在我的腦中。我對他的言行從來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問我，你最懷念什麼人？我回答：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　峰。”

1983年5月末，丁玲去雪峰的家鄉浙江義烏，出席了第一屆雪峰研究學術討論會。1986年是馮雪峰逝世十週年，中國作協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聯合舉辦紀念活動，丁玲一直記掛著　這件事，想要在紀念會上發言。1985年10月她最後一次住進協和醫院後，告訴來探視的牛漢說，我現在有篇文章壓著，是紀念雪峰的文章，明年1月要開第二屆雪峰學術討論會，他　的文章我讀得不多，有的地方讓人看不懂。他這個人很忠厚，就是愛激動，和別人爭吵起來不管不顧，弄得面紅耳赤，過一會兒他沒事了，可是人家還記著。後來丁玲肺部感染髮　高燒時陳登科來探視，她從昏睡中醒過來，用極其微弱的聲音告訴陳登科：明年是雪峰逝世十週年，我要寫一篇紀念文章。1986年2月，丁玲病情加重，住進ICU加強治療病房，大　年初一的早晨，聽見街上的鞭炮聲，她說了一句傷感的話：“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但是她沒能等到那個紀念會。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3月7日上午，紀念馮雪峰逝世十週年座談會在政協禮堂舉行。主持會議的韋君宜請大家起立，為丁玲默哀一分鐘。陳明臂戴　黑紗參加會議，他發言說，本來丁玲要來參加這個會並作重點發言，可她不能來了，這是丁玲最後一件終身抱憾的事情。

李又然，早年留學法國，和羅曼·羅蘭有過交往，回國後來到延安，在邊區文協專職從事創作，與丁玲相識。全國解放後，李又然在丁玲領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擔任教員，1955年　在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時受到株連，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又被劃為“反黨集團”骨幹成員，開除黨籍。

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延安文協時期張仃的夫人陳布文，轉來一封李又然的信：“布文：接到你信。我為什麼不出來走走呢？我腿有病，走路困難！現在說話也困難了。整天沒有力氣。……要是能走路，我就來看你們了！丁玲還沒有